瞿秋白從被俘到5月底，三個月過去，敵人從刑訊逼供到軟禁厚待，都沒有從他口中撈到他們所需要的任何東西。長期監禁不能戰勝瞿秋白的堅強意誌，這一點，敵人是看到了。但是，這樣一位聲望卓著，中外聞名，受到人民愛戴的人物，萬一願意改變宗旨，對於鞏固國民黨的統治，將會有很大的好處。而且，他們估計瞿秋白無論如何堅強，到了這身陷囹圄，山窮水盡的時候，也會軟化屈膝的。在瞿秋白身份被認明以後，軍統特務機關即奉蔣介石之命，電令軍統在閩西的部屬協助三十六師軍法處審訊瞿秋白。隨後，又從南京派員到長汀，誘迫瞿秋白投降，都被拒絕。於是，南京中央黨部的人員又到長汀做說客了。
5月22日，在瞿秋白《多餘的話》竣稿的同一天，南京中央黨部給駐閩綏靖公署發了一道密電：派陳建中同誌來閩與瞿匪秋白談話。
剛剛過了三天，又有一道密電由南京拍到福州：加派王傲夫同誌偕同陳建中同誌與瞿等談話。
陳建中，當年二十四五歲，中等個，瘦長臉，說一口陝西話。他原是共青團陝西省委書記（或委員），1933年被捕立即叛變。他與另一個叛徒、中共陝西省委書記（或委員）杜蘅（杜甘棠）在西安“表演”兩個月，中共在西安及陝西的黨團地下組織，多被破壞。中統特務機關以陳建中“表現突出”，於1934年初將其調往南京，派他到憲兵司令部對被捕中共人員進行“說服”（即策反）工作，又在中統南京“實驗區”協同敵特對中共地下機關進行“偵破”工作。不久，即正式調任中統局行動科幹事，專門負責“指導”對西北蘇區的“特情工作和檢查工作”，並在中統“社會調查人員訓練班”中講授《說服工作》。但是，陳建中畢竟是新近“轉變”的中共叛徒，匹馬單槍對付瞿秋白，論才學、閱曆、身份都嫌大大不足。所以，陳立夫隨後又增派了中統的另一個骨幹分子王傲夫。
王傲夫，又名王書生，王傑夫。此人是吉林人，年約三十五六歲。北平燕大畢業後曾經研究過一段宗教哲學。在商震軍中以清洗進步人士深得陳立夫的青睞，先後充當中統訓練科副科長、科長，並負責領導“中共自首人員招待所”和中統“社會調查人員訓練班”，作過中共一些大叛徒的勸降工作。王傑夫出馬，陳建中就成了他的助手。
陳立夫特別召見王傑夫，對王說：“如能說降瞿秋白，那在國內國際上的號召和影響都是很大的。”並布置王傑夫通過瞿秋白查明中共在上海、香港地下組織關係和在江西的潛伏計劃。
王傑夫赴閩的頭銜是“中央組織部特派福建黨務視察委員”。王、陳途經福州、廈門時，又拉上國民黨福建省黨部秘書、調查室主任錢永健和國民黨廈門市黨部書記、中統特務朱培璜同行，於6月13日或14日抵達長汀。
在與瞿秋白談話前，王傑夫等人商定了一個勸降的方案，據朱培璜後來交待：一是用親屬和朋友的情感打動瞿秋白；二是以中共中央幹部中的叛徒投降敵人以後所受到的所謂優待、重用的例證（如顧順章）來對他進行“攻心”。王傑夫傲慢地對這一群特務說：“我們有辦法，比他頑固的我們作成功的例子很多。他（指瞿秋白）很頑固，很堅決，動搖不了。李司令（默庵）和宋司令（希濂）都認為我們也沒有辦法……我們好好幹，作出成績給他們看！”
談話，進行了多次。除了王、陳、錢、朱四人，國民黨軍三十六師政訓處長蔣先啟等也在場。
一張長方形的桌子，瞿秋白坐在一端，幾個特務圍攏著，一齊把目光投向了他。王傑夫戴著一副金絲架的眼鏡，一對細小的眼珠緊緊地盯著瞿秋白，又極力裝出一副斯文的姿態，細聲細氣地對瞿秋白說：“你的問題，你自己沒有興趣考慮，你的朋友，你的親戚和家屬，倒希望你好好的加以考慮。你可不能使他們失望。”
瞿秋白堅定地回答：“我自己的問題，從來由自己考慮，不勞朋友親戚甚至家屬來考慮。特別是政治問題，過去是我自己考慮，現在不可能也無必要戚友代勞。”
王傑夫說：“瞿先生，我們從南京到長汀來，因為你是一個非凡的人才，你的中文特別是俄文程度在中國是數一數二，你生存下去，可以作翻譯工作，翻些托洛茨基最近有關批判聯共的著作，這對你來說是輕而易舉。……”
瞿秋白打斷了他的話說：
我對俄文固然懂得一些，譯一點高爾基等文學作品，自己覺得還可以勝任。如果譯托洛茨基反對聯共的著作就狗屁不通了！
瞿秋白軟中帶硬，把王傑夫頂了回去。王傑夫這時有點惱火，然而還是假惺惺地對瞿秋白說：“朋友，親屬關心你，中央挽救你，也是愛惜你的才學，才派我們遠道而來。哪料到同你談了好幾天，你無動於衷乎？”
瞿秋白被解到長汀後，受到敵人厚待。他是了解敵人的用意的。他預料敵人會使用種種誘惑手段，知道自己不得不進行韌性的鬥爭。越在這樣的時候，他就越會想到文天祥的那首《言誌》詩中的名句：“殺身慷慨猶易免，取義從容未輕許”。慷慨激昂，壯烈成仁，當然不易。但是，在敵人的種種誘惑麵前，比較慷慨殺身引刀一快，從容就義真是更難為嗬！瞿秋白打定了主意，毫不退縮，無所畏懼地對待眼前發生的一切。他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