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5月17日到22日，六天之間，瞿秋白寫了一篇《多餘的話》。這篇自傳性的文章近兩萬字，分為“何必說？（代序）”、“曆史的誤會”、“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馬克思主義”、“盲動主義和立三路線”、“文人”和“告別”七個部分。文章開頭以《詩經·黍離篇》中“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作為引言。這兩句詩，表達了東周大夫出行至舊都鎬京，目睹宗廟宮室毀壞，盡為禾稼，感傷不已，所產生的憂國之情。瞿秋白在《多餘的話》中明確地說：“我願意趁這餘剩的生命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寫一點最後的最坦白的話”，“徹底暴露內心的真相”。他希望人們了解他，他說：“人往往喜歡談天，……能夠亂談幾句，心上也就痛快了。何況我是在絕滅的前夜，這是我最後‘談天’的機會呢？”通觀《多餘的話》，瞿秋白是以關切黨的事業，懷念同誌戰友的真摯感情，認真地總結了一生，嚴格地解剖了自己，把自己的靈魂，赤裸裸地放在顯微鏡下，坦然無私地自我審判，也留給後人去品評是非功過，“願意受曆史的最公開的裁判”。可以說，《多餘的話》是一個活生生的，內心充滿矛盾的，襟懷坦白而又心情複雜的人，在臨終之際所作的一篇自白。它不僅無損於烈士的革命大節，相反，它以罕見的自我解剖，深刻地表現了瞿秋白的內心世界的種種矛盾。它既有長處，也有弱點；既有令人奪目的光輝，也有使人不爽的灰暗。光輝是主要的，灰暗是次要的。透過這篇發自肺腑的自白，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靈魂中某些本質的東西。
《多餘的話》光輝之外，僅就其嚴格地解剖自己這一點來說，大體有兩層意思。一是瞿秋白在《多餘的話》中對自己的人生觀、世界觀以至文藝觀的剖析中，都有極其精辟的見解。下麵分別加以敘述。
1.堅信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
瞿秋白在《多餘的話》中明確地表示：“我二十一二歲，正當所謂人生觀形成的時期，理智方麵正是從托爾斯泰的無政府主義很快轉到了馬克思主義。”當然，他也承認“這思路卻同非馬克思主義的歧路交錯著”。瞿秋白在《多餘的話》中明確地表示他堅信共產主義，主張實行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他說“我根本不想做‘王者之師’，不想做‘諸葛亮’——這些事自然有別人去幹——我也就不去深究了。不過我對於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終極理想，卻比較有興趣。”“記得當時懂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社會同樣是無階級、無政府、無國家的最自由的社會，我心上就很安慰”。對於為了達到共產主義社會而必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他完全讚同。他說：“馬克思主義告訴我要達到這樣的最終目的，客觀上無論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銳的階級鬥爭，以至無產階級專政——也就是無產階級統治國家的一個階級。為著要消滅‘國家’一定要先組織一時期的新式國家；為著要實現最徹底的民權主義（也就是無所謂民權的社會），一定要實行無產階級的民權。這表麵上‘自相矛盾’而實際上很有道理的邏輯——馬克思主義所謂辯證法——使我很覺得有趣。”正是因為他對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這一根本原理產生的極大的興味，所以，“用馬克思主義來研究中國的現代社會，部分的是研究中國曆史的發端——也不得不由我來開始嚐試。”瞿秋白在這方麵的業績，文獻事實俱在，將永遠彪炳史冊。尤其應當指出，瞿秋白直到臨危之際，也絲毫沒有改變他馬克思主義的信仰：
要說我已經放棄了馬克思主義，也是不確的。
我的思路已經在青年期走上了馬克思主義的初步，無從改變。
2.嚴格地解剖自己
在《多餘的話》中，瞿秋白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的世界觀還未能脫淨“沒落的中國紳士階級意識”即小資產階級意識，因而說自己是“脆弱的二元人物”，存在很多的弱點。他深刻地剖析了自己思想上存在的無產階級意識與小資產階級意識之間，馬克思主義思想與非馬克思主義思想之間的矛盾。他說：“從我的一生，也許可以得到一個教訓：要磨煉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種種‘異己的’意識以至最微細的‘異己的’情感，然後才能從‘異己的’階級裏完全跳出來。而在無產階級的隊伍裏站穩自己的腳步。否則，不免是‘捉住了老鴉在樹上做窠’，不免是一出滑稽劇。”瞿秋白通過對自己一生的總結所得到的教訓，表現了一個共產黨人的實事求是，坦蕩無私的崇高品質。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製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這是一切要為共產主義理想而獻身的無產階級先鋒戰士必須遵循的原則。瞿秋白通過對自己一生經曆的總結，達到了這樣的認識，正是他思想的光輝之處。他在《多餘的話》中告誡青年“不要學我的樣子”，指的就是不要保留“異己的”思想意識，不要做“二元人物”，而要做真正的徹底的無產階級戰士。
3.勇於承擔責任
在《多餘的話》中，瞿秋白對自己在中國革命曆程中的貢獻和功績，幾乎很少提及。當著無法回避、不得不寫的時候，他也隻是說：“一切好事都不是由於他的功勞——實在是由於當時幾位負責同誌的實際工作”，是“在全黨同誌的督促、實際鬥爭的反映，以及國際的領導之下，逐漸有相當的進步。”對於自己所犯的“左”傾盲動錯誤，他異常痛心，以致在《多餘的話》中，反複地誠懇地進行了自我批評。他說：“當我不得不擔負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領導的時候，正是中國革命進行了最巨大的轉折和震蕩的時代，這就是武漢時代結束之後。分析新的形勢，確定新的政策，在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和階級鬥爭最複雜最劇烈的路線彙合分化轉變的時期，這是一個非常艱難的任務。……中國一般的革命形勢，從1927年3月底英、美、日帝國主義者炮轟南京威脅國民黨反共以後，就開始低落；……必須另起爐灶。而我——這時期當然我應負主要責任——在1928年初，廣州暴動失敗之後，仍舊認為革命形勢一般的存在，而且繼續高漲，這就是盲動主義的路線了。”“因為當時整個路線錯誤，所以不管主觀上怎樣了解盲動主義現象的不好，費力於枝枝節節的糾正，客觀上卻在領導著盲動主義的發展。”這是一個共產黨人對待自己所犯錯誤的正確態度。對於李立三的“左”傾冒險錯誤，他也從自己方麵加以總結，得出有益的教訓。他說：“假定六大之後，留在中國直接領導的不是立三而是我，那末，在實際上我也會走到這樣的錯誤路線，不過不致於象立三這樣魯莽，也可以說，不會有立三那樣的勇氣。我當然間接的負著立三路線的責任。”瞿秋白的自我批評態度是老老實實，光明磊落的，是值得人們景仰，並且經受得住曆史的嚴峻考驗的。同那種標榜一貫正確，文過飾非，諉過於人，歸功於己的人相比，何若霄壤之別！
4.關懷黨和革命事業，熱愛戰友和同誌
在《多餘的話》中，瞿秋白對黨和革命事業，以及對同誌和戰友充滿了階級感情。他說：“永別了，親愛的同誌們——這是我最後叫你們‘同誌’的一次。”“你們在鬥爭中勇猛精進著，我可以羨慕你們，祝賀你們，但是我已經不能夠跟隨你們了。”他還說：“永別了美麗的世界！”“這個世界對於我仍然是非常美麗。一切新的，鬥爭的，勇敢的都在前進。……比以前更光明了。”他熱愛妻子、女兒，更熱愛天下勞苦大眾；他眷戀青山，秀水，花朵，果實，工廠，煙囪，月亮——美麗的世界的一切，他都深愛！唯其愛同誌愛得這樣深沉，才能恨敵人恨得那樣強烈，才能麵對死亡，鎮定從容。
瞿秋白對於30年代初，在上海同魯迅一起從事文化鬥爭所做的重要貢獻，無論在“口供”“筆供”，還是在《多餘的話》中，都一字不提，隻是說他離開中央政治局以後“告了長假休養醫病”，“大病，時發時止，耗費了三年時間”，他被俘後寫給魯迅和周建人的信是化名、暗語，采取了周密的安全措施；他對國民黨的記者談話，說魯迅“隻能算為同路人”，有意為魯迅開脫。苦心孤詣，成功地保護了魯迅，保護了上海地下黨的組織和同誌。按照某些批判家的一廂情願，瞿秋白如果要向國民黨當局邀功請賞，換取活命，他是可以把魯迅和白區的同誌、朋友們輕而易舉地送進監獄的。僅這一點，就可以證明：瞿秋白熱愛黨，熱愛同誌，熱愛戰友；他的高風亮節，足以傳之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