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未能脫淨“沒落的中國紳士階級意識”的“平凡的文人”，瞿秋白從未想到要從事政治活動，甚至在從事政治活動時還對文學眷戀不已，卻被澎湃的革命潮流推上了無產階級先鋒隊領袖的位子，使他達到政治鬥爭的驚濤駭浪的峰巔，又被更凶猛的浪頭迅速地打下深深的穀底，他的“左”傾盲動錯誤，使革命事業受到了損害，並且成為愈演愈厲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先導，而他自己則成為比他更“左”傾路線的推行者實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對象。本來，他的紳士階級的積習在革命鬥爭中可以得到徹底改造，達到新的境界。但是，他的職業革命家的生涯幾乎始終是在城市裏度過的；他沒有從事過工農運動，也沒有指揮過軍事鬥爭，他的直接的革命實踐活動太少了。他長期從事上層領導工作，把他自身需要改造的那些積習，需要解決的那些矛盾，需要掃除的那些弱點，統統掩蓋了，保存下來。他不僅始終拖著一個重病的身軀，而且始終拖著一個沉重的思想的包袱，蹣跚而行。於是，當他被敵人俘獲，身居囚室，回首往事，他的沒有得到徹底改造的紳士意識便強烈地表現出來。
《多餘的話》集中地反映了瞿秋白思想中過多的灰暗、傷感、頹唐、消沉的情調。對於一個共產黨人來說，毫無疑義這是應當嚴肅批評的。但是，我們不能把這看做是“叛變”，或是“晚節不終”。
在《多餘的話》中，瞿秋白對自己給革命、給黨所造成的損害，由衷地感到深深的歉意；他承認：“我的幼稚的理論之中包含著怎樣混雜和小資產階級機會主義的成份”；承認他“在農民問題上的錯誤”；承認自己“一點沒有真實的知識”；承認自己“確是一個最懦怯的‘婆婆媽媽’的書生”。總之，他老實地承認自己不行，虛負了“黨的領袖的聲名”。他毫無顧忌，沒有欺騙別人的意思。他把自己內心世界的一切和盤托出，留待身後的人們去品評是非功過。請問，這種嚴於解剖自己的行為，算是怎樣的“叛變”呢？
瞿秋白在《多餘的話》中寫了“我實際上離開了你們的隊伍好久了”，“我隻要休息，休息，休息”等等消沉的文字。這些話主要是由上述“曆史的誤會”和身患重病等原因所引起的苦悶情緒造成的。是不健康的。同時，也應該看到這些話還包含著瞿秋白對王明路線的懷疑和不滿，以及他在王明一夥打擊下所產生的苦悶心情。瞿秋白在《多餘的話》中多次說到他要“休息”，從時間上看，主要是指1931年初黨的六屆四中全會王明一夥把持黨中央領導權以後。他說：“精神上政治的倦怠，使我渴望甜蜜的休息，以致於腦神經麻木停止一切種種思想。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共產黨四中全會開除了我的政治局委員之後，我的精神狀態確是‘心中空無所有’的情形”。又說：“一九三一年初就開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極時期，直到現在。從那時候起，我沒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對中央的理論政策不加思索了。偶然我也有對中央政策懷疑的時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懷疑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說：“現在，我已經在政治上死滅，不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宣傳者了。”“你們早就有權利認為我也是叛徒的一種”。還說：“我當時覺得，不管宇宙毀滅不毀滅，不管革命還是反革命等等，我隻要休息，休息，休息！好了，現在已經有了‘永久休息’的機會。”對這些話，有人認為是對革命的“動搖”是“否定自己”。從字麵上看，也許可以這樣理解，但要注意曆史的背景和特定的環境。當時，在“左”傾分子那裏，無產階級先鋒隊的黨性，已變成他們用以排斥黨內馬克思主義者的幫派性，而無產階級暴力革命和專政則被用來對待不同意見者進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手段，淩辱、迫害以至虐殺，無所不用其極。二元矛盾運行的結果，是手段絞殺了理想，人性無法不聽命於幫派性。瞿秋白不能擺脫二元矛盾的藩籬，即使走到生命盡頭他也無法忘情於理想與手段、人性與黨性的互相調和，於是就有了隱含厚重二元結構的《多餘的話》。王明一夥把持的臨時中央，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動輒給反對者扣上“反黨”、“反革命”的帽子，置人於死地。在這種情況下，瞿秋白欲辯不能，隻好沉默，不再思索，中央怎麼說，他也就怎麼說；但並非真的沒有疑問與思索，隻是在敵人麵前不願說出，所以隻說“心中空無所有”，對中央路線“懶得過問”等等。這些話，正好反映了那時黨內民主被扼殺，黨內生活窒息以及瞿秋白身受打擊所產生的思想苦悶的狀況，而不能證明他對革命“動搖”，更說不上“叛變投降”了。
總之，《多餘的話》一沒有出賣黨和同誌，二沒有攻擊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三沒有吹捧國民黨，四沒有乞求免死的念頭。相反，《多餘的話》中多處可以看見的倒是熱愛黨、熱愛戰友，堅信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勇於承擔責任和嚴於解剖自己，這是《多餘的話》的主要傾向，也是它的基調。
還應當指出，瞿秋白在獄中尖銳地批判過胡適，批評過三民主義，痛斥過蔣介石及其同夥，並向看守他的一些下級軍官進行過革命思想的宣傳。瞿秋白對獄醫陳炎冰說：現階段中國革命是土地革命，毛澤東的土地革命、農村割據主張是正確的。他在贈給陳炎冰的一幅照片上，寫下了這樣兩句話：“如果人有靈魂的話，何必要這個軀殼！但是，如果沒有的話，這個軀殼又有什麼用處？”在瞿秋白看來，有的人雖生已死，因為他隻有軀殼而無靈魂；有的人雖死猶生，因為他是一個不死的靈魂，與永恒的宇宙同在。
像瞿秋白這樣的重要人物，如果對敵人有一點動搖乞降的表示，蔣介石是決不會放過利用他的機會而輕易地殺他的。相反，敵人正是從瞿秋白獄中革命言行和《多餘的話》中明顯地看出他決不會屈膝投降，才將他處死的。1935年8月，中統特務主辦的《社會新聞》雜誌首次選載《多餘的話》時所加的編者按語中說：“瞿（秋白）之狡猾惡毒，真可謂至死不變，進既無悔禍之決心，退亦包藏顛倒黑白之蓄意。所以瞿之處死，實屬毫無疑義”。瞿秋白在寫《多餘的話》以前不畏刑訊，謳歌蘇區；在寫《多餘的話》以後拒絕勸降，從容就義。這一係列的行動說明，《多餘的話》是瞿秋白在獄中全部鬥爭實踐中同舊傳統觀念徹底決裂的一個環節。在《多餘的話》中，瞿秋白專門寫了《告別》一章，一再向同誌們親切地告別；一再說他寫的是“最後的話”，這都隻能說明他決心舍生赴死，而沒有“在革命的生死關頭，消極動搖，叛變投敵”的意圖。《多餘的話》的基本內容是自我解剖，這個行動說明他並非絕望地“消極等死”。他最後英勇犧牲同他就義前夕總結自己一生，這兩者之間沒有無法解釋的根本矛盾，不是不可以理解的。
善於思索，追求真理這一特點和優點，瞿秋白一直保持到他被捕就義；臨終之際，不僅沒有絲毫改變，而且更加強烈突出了。《多餘的話》和《未成稿目錄》，是他在這時高度思索的結晶。《未成稿目錄》，是他準備寫的文學劄記和自傳性作品的題目。除了總名為《痕跡》的三十篇自傳性作品外，還有十篇《讀者言》，包括對《阿Q正傳》、《水滸》、《野叟曝言》等今古文學作品的研究劄記。他如果不犧牲得那麼早，以他的天賦，勤奮和多思，他寫出的作品，應該而且必然比他生前所寫要多得多。這四十個題目，也許在有些人看來，它未免是“多餘”的。我卻以為，這一紙目錄，凝結著多麼美好的向往，多麼執著的追求嗬！在臨危的嚴峻時刻，生命的存在不是以年以月計，而是以日以時計，他卻抱定宗旨，排除俗念，開列了那麼長長的準備著述的目錄。這種生命不息，奮鬥不止的精神難道可以被理解為“多餘”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