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正確的文藝觀點
瞿秋白在《多餘的話》中也談到文藝方麵的問題。他反對“霧裏看花”“隔著一層膜”，主張考察“實際生活”。他說：“我學著比較精細的考察人物，領會一切‘現象’。我近年來重新來讀一些中國和西歐的文學名著，覺得有些新的印象。你從這些著作中間，可以相當親切的了解人生和社會，了解各種不同的個性，而不是籠統的‘好人’，‘壞人’，或是‘官僚’，‘平民’，‘工人’，‘富農’等等。擺在你麵前的是有血有肉有個性的人，雖則這些人都在一定的生產關係、一定的階級之中。我想，這也許是從‘文人’進到真正了解文藝的初步了。”
人，對於作家不是一個抽象空洞的概念。文學藝術作品要塑造“有血有肉有個性的人”，而不是用種種現成模式去鑄造類似機器零件那樣簡單化、公式化的人物。這個在多年來被弄得混亂不堪的重大文藝理論問題，早在四十多年前，就被瞿秋白明白透徹地說清楚了。
瞿秋白在《多餘的話》中所表現的思想光輝，還不僅在於《多餘的話》的一係列馬克思主義的真知灼見。他的了不起的地方，或者說常常使得一些人目瞪口呆，予以百般指責的地方正是他寫《多餘的話》這個出乎常規、驚世駭俗的行動本身。據說，共產黨的領袖人物是不能有弱點、缺點和錯誤的，有了而又在敵人麵前進行自我解剖，揭穿自己的“假麵具”，就給共產黨抹了黑，丟了醜。
無產階級政黨要求自己的成員包括其領袖人物應該達到的品德、風格和行動的標準，無疑是根據無產階級固有的優點和特點規定的。但是，共產黨人及其領袖人物在達到這個標準之前，必然有一個形成、發展和完善的過程。一般地說，由於社會、階級、自我改造等等客觀和主觀因素的限製，即使是在偉大的無產階級先鋒戰士身上，也難免不存在“異己的”的弱點、缺點和錯誤。至於人類所共有的七情六欲，在他們身上表現出來的，與平常人相比，也差不了多少。共產黨人的力量，不在於掩飾自己的弱點、缺點和錯誤，為自己塑造高大完美的形象。相反，他的力量恰恰在於能夠勇於解剖自己，揚棄自己的弱點、缺點和錯誤；而為了徹底揚棄，首先必須做到嚴格解剖。解剖自己，說起來不難，做起來其實很不容易，決沒有那些不預備作自我解剖的人所指責、所鄙視的那麼輕而易舉。像《多餘的話》這樣徹底、嚴格的自我解剖，在中國共產黨的曆史上的領袖人物中，不敢說是鳳毛麟角，但確實也不算很多吧！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多餘的話》閃爍著不尋常的光輝，人們是可以從中汲取有益的啟示的。
能不能在敵人牢獄中進行自我解剖呢？我們不是也不必一般地提倡共產黨人在敵人牢獄中直到臨終之際才作這樣的自我解剖。應該具體地分析瞿秋白何以在此時此刻進行自我解剖？瞿秋白身係囹圄，他清醒地意識到自己隨時有被敵人處決的可能。他已經無法在黨組織麵前進行一生的總結和最後的自我批評。他通過《多餘的話》把自己內心世界的一切都說出來，留待身後論定，這是應該允許的。把瞿秋白寫《多餘的話》曲解為“絕望的心情”所導致的結果，是不公正的。
《多餘的話》裏確有過頭話，流露了消沉情緒。但是，第一，要看到這些灰暗情緒在《多餘的話》中，是非本質的、次要的，它不是《多餘的話》的主流。而寫《多餘的話》，在瞿秋白被捕以後的全部表現中又是一時一事，不是主流，無損於他的革命大節。第二，要從曆史的特定環境，從瞿秋白這樣一個具體的人，實事求是地加以分析。例如，瞿秋白在《多餘的話》中所說的政治家與文人的矛盾——這是瞿秋白一生遇到的許多矛盾中主要的、也是使他困窘終生而無法解脫的矛盾之一。他懷著痛苦的心情，寫道：
我家鄉有句俗話，叫做“捉住了老鴉在樹上做窠”，這窠是始終做不成的。一個平凡甚至於無聊的‘文人’，卻要擔負幾年的‘政治領袖’的職務，這雖然可笑，卻是事實。
我自己忖度著，象我這樣性格，才能，學識，當中國共產黨的領袖確實是一個“曆史的誤會”，我本是一個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後還是“文人積習未除”的。對於政治，……勉強負擔一時的政治翻譯，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來，實在違反我的興趣和性情的結果，這真是十幾年的一場誤會，一場噩夢。
這裏，所謂“誤會”和“噩夢”，顯然是就其自身存在著的“文人”與政治家的矛盾及其釀成的後果而言，似乎沒有某些人所說的那種對於黨的工作的惡意的詛咒，更談不到用這種詛咒來推卸責任，討好敵人，背叛黨的事業，以求幸免一死。這一點，瞿秋白也在《多餘的話》中，寫得清清楚楚。他說：
我寫這些話，決不是要脫卸什麼責任——客觀上我對共產黨或是國民黨的“黨國”應當負什麼責任，我決不推托，也決不能用我主觀的情緒來加以原諒或者減輕。我不過想把真情，在死之前，說出來罷了。總之，我其實是一個很平凡的文人，竟虛負了某某黨的領袖的聲名十來年，這不是“曆史的誤會”，是什麼呢？
人類社會文化史，不乏這樣的人物：或則是科學上的巨人，哲學上的侏儒；或則是文學上的大師，政治上的庸才。恩格斯對於歌德、巴爾紮克的評價，列寧對於托爾斯泰的評價，以及對於某些科學家的評價，都有類似的論述。現實生活中確有這種情況：一個人有其所長，也有其所短。如果能夠用其所長，避其所短，這個人的才能就可能發揮得更充分，更有益於人類社會。可是，事物的發展並不是以個人意誌為轉移，往往發生“曆史的誤會”：客觀形勢的需要總是迫使人們去從事他所不熟悉、不擅長的事情，而沒有或者不完全能夠給他充分的機會發揮他的特有才能。共產黨人的個人願望和理想，應該服從於革命事業的需要。自己不熟悉、不擅長做的事情，要在革命實踐過程中逐步加以熟悉，努力把黨交給的工作做好。在中共曆史上，許多傑出的共產黨人，原來都不是職業的革命家。他們或者是工人、農民，或者是教師、學生，經過嚴峻的革命鬥爭的鍛煉，他們大多數成了無產階級革命家。例如，陳毅同誌，他本來可以成為一個文學家、詩人。但在革命戰爭的烽火硝煙之中，他卻鍛煉成為舉世聞名的無產階級的軍事家。他也寫過不少膾炙人口的好詩，可是他畢竟不是單純的詩人。瞿秋白生前在自己的崗位上是積極工作，艱苦奮鬥，並且卓有成效。問題在於他沒有徹底改造非無產階級世界觀，以適應革命鬥爭的需要，因而造成了這個“曆史的誤會”。而後，他的《多餘的話》對於這個“曆史的誤會”又缺乏正確的認識，因而必不可免地表現出濃厚的灰暗消極的情緒。
在階級鬥爭的曆史舞台上，每一個人的遭遇，都不是由其自身的主觀臆想決定的，而是由曆史發展的客觀形勢造成的。某些人一旦被推上領導崗位，就裝腔作勢，擺出一副天生領袖的樣子，到頭來總是身敗名裂。在中國共產黨曆史上，不乏這樣的人物。瞿秋白恰恰相反，他從未想到自己會當領袖，甚至當了領袖還念念不忘去當文人。他是一個典型的書生。儀表，談吐，舉止，都是那麼斯文，平靜，充滿了文人的氣質。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瞿秋白可以成為一個傑出的文藝理論家、批評家、作家和詩人，在這樣的崗位上，他可以並且已經作出了非凡的成就。但是，瞿秋白卻不善於也不容易成為一個政治領袖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