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開始撤離中央蘇區，中共中央和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也隨軍撤走。幹部、家屬，還有舍不得丟棄的壇壇罐罐，在八萬六千人大軍的保護之下，匆匆忙忙地向西而行。但是，身患重病又為敵人易於辨識的瞿秋白雖經一再請求卻不能隨軍長征，被留在了即將淪陷的瑞金。
為了和戰友們告別，瞿秋白邀請了李富春、傅連暲等聚餐。席間，他舉杯祝願革命勝利。徐特立臨行時看望瞿秋白。瞿秋白囑咐他的身強力壯的馬夫跟隨徐老走，並把自己的一匹好馬換給了徐老。第二天，陳毅見到瞿秋白，問他為什麼還不走。看到瞿秋白病弱的身體，陳毅要把自己的馬送給他，勸他趕緊追上隊伍。陳毅這時還不知道，中共中央已決定把瞿秋白留在了險地。馮雪峰前來告別，瞿秋白把一件長衫披在雪峰身上，讓它伴著雪峰遠涉征途。
留守蘇區的黨的最高領導機關是中共中央江西分局，政府機構叫做中央政府後方辦事處，軍事上則設立了留守部隊的軍事委員會，這三個機構的負責人是項英、陳毅等。瞿秋白任中央分局宣傳部長，兼後方辦事處人民教育委員。
中央主力紅軍撤走以後，蔣介石派出十萬大軍由顧祝同、蔣鼎文分任南、東兩路總司令，向以贛南、閩西為中心的中央蘇區進行所謂“全麵清剿”。血腥的白色恐怖籠罩了中央蘇區。
寧都、雩都、興國、瑞金、長汀、會昌相繼失陷以後，形勢已是絕對的敵強我弱了。1934年11月底，蔣介石命顧祝同、蔣鼎文分任駐贛、駐閩綏靖主任，劃定十二個綏靖區，到處修公路、築碉堡，實行“劃區清剿”。在敵人嚴密封鎖下，機關和部隊的衣食住行都成了嚴重的問題。人們幾個月吃不到一點油鹽；為了隱蔽目標，夜晚不能舉火，白天不能冒煙；人走過的山路，要用樹枝和樹葉掩蓋起來；當山上的樹木被敵人燒盡伐光以後，人們就隻能隱蔽在山洞裏。在極端艱苦的環境中，瞿秋白的肺病更嚴重了。1935年初，中央分局決定撤銷中央後方辦事處，同時決定送他轉道香港去上海就醫。
2月11日，瞿秋白一行從瑞金九堡附近動身，同行的有何叔衡、鄧子恢及項英的妻子張亮。約在六七天以後到達中共福建省委所在地湯屋（當時屬會昌縣）。臨時又加入了一個周月林，她是中華蘇維埃工農民主政府司法人民委員、兼代內務人民委員梁柏台的妻子。周月林與梁柏台分手後，早於瞿秋白一行先期到達湯屋。
湯屋一帶的形勢也極險惡。因此，他們略事停留，經中共福建省委書記萬永誠的安排，在2月20日前後就啟程上路了。這一行人，化裝成香菇商客和眷屬。福建省委為了保障他們的安全，專門選調了二百餘人組成護送隊沿途保護。2月的閩西，春寒料峭，夜裏行路還是相當艱苦的。瞿秋白身體很弱，艱難地行進在崎嶇山路上，有時實在疲乏不堪了，就倚坐在路旁石頭上休息一會兒。何叔衡年紀很大，行動比較緩慢。張亮懷有身孕，又是小腳，一路上瑣事很多，本來夜間行軍不許出現火光，她偏偏鬧著要吃煙。
經過大約四天的晝伏夜行，他們安全通過了敵人的層層封鎖，渡過汀江，於2月24日拂曉，到達長汀縣濯田區水口鎮小逕村附近。大家走累了，饑腸轆轆，就在這裏休息吃飯，準備下午再走。但是，這個麻痹大意的行動，釀成了嚴重的後果。
水口鎮一帶屬於福建省地方反動武裝保安十四團的遊擊區。該團防區包括武平全縣及上杭西區一帶。團長鍾紹葵，是福建省臭名昭著的地頭蛇，他在幾天前因事由武平經由水口鎮前往長汀。水口鎮暫由該團第二營駐紮，營長名叫李玉。這天早晨，李玉得到地主武裝“義勇隊”隊長範連升的報告：小逕村附近發現小股紅軍。李玉查明情況後，立即率隊對小逕村實行圍攻。紅軍護送隊長丁頭牌，是個漫天扯謊，好吹牛皮的家夥。鄧子恢在行軍過程中同他接觸，發現這個人華而不實，大話連篇，一旦有事是靠不住的。果然，槍聲一響，丁頭牌轉眼就不見了，逃跑了。護送隊無人指揮，也渙散了。鄧子恢組織大家突圍，激戰一個時辰也沒有突出去，敵人越來越近。何叔衡見無法突圍，對鄧子恢說：“子恢同誌，我革命到底了！”說罷，舉起手槍對準了自己的頭部。鄧子恢急忙說：“你千萬不能這樣！”邊說邊跑，要上去奪他的手槍。可是，何叔衡手裏的槍已經擊發，人從懸崖上滾落下去。這時敵人又用機槍掃射，何叔衡身中數彈。戰鬥結束打掃戰場時，敵特務連代理連長曾起和傳令兵熊輝，在稻田中發現了身受重傷的何叔衡，並從他身上搜出了港幣五百元。這筆款是瞿秋白一行從瑞金出發前領到的交通費，每人一百元，集中由何叔衡保管。曾起、熊輝搶到了這筆港鈔，走了幾步，又轉了回去，舉槍把何叔衡殺害，為的是殺人滅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