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區的工作條件和生活條件,都極為艱苦。中央教育人民委員的起居室和辦公室,設在一個狹小的土房裏。房中除了一張木板床,一張破舊桌子和幾條長板凳外,就是一個所謂書架:一塊長木板上放了許多文件和書籍。瞿秋白到達蘇區時,敵人封鎖最嚴重,因而生活也最困難。據老同誌回憶,當時糧食按人分配,每日十四兩到一斤四兩;食鹽每人每日隻有一錢,且職無高低,人無老幼,大家一樣。
有些人處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往往會喪失奮鬥的勇氣,留戀或追求物質生活的安逸。但是,在蘇區的革命者們卻充滿了革命理想和追求,洋溢著革命樂觀主義的精神。這集中表現在蘇區文藝工作的蓬勃發展。
蘇區的文藝工作,分為兩個係統,一是紅軍係統以紅軍大學為中心;一是地方係統,由教育人民委員部隸屬的藝術局統一指導。瞿秋白在蘇區期間,始終把文藝工作放在自己的重要工作日程上。蘇區工農劇社,最初是由外來的少數文藝工作的愛好者與紅軍中高級幹部發起組織起來的,很短時間推廣到省縣區建立分社。1934年4月,中央教育人民委員部批準的《工農劇社簡章》明確規定工農劇社的性質和任務,指出:“工農劇社是工人、農民、紅軍、蘇維埃職員等研究革命戲劇的組織,以發展戲劇戰線上的文化革命鬥爭,讚助蘇維埃革命戰爭的藝術運動為宗旨。”“工農劇社支社各在所屬俱樂部籌備並舉行演戲晚會或表演活報,組織音樂隊、唱歌隊,以及其他更簡易的化裝表演、雙簧、說故事等遊藝;平時有係統的有計劃的研究戲劇理論及劇本,收集當地材料,練習上述各種遊藝,並按時將工作情形及所收集的材料報告分社。”支社由工廠、工會、合作社、學校、部隊、各級蘇維埃機關及革命團體組成,隸屬於各該團體機關的俱樂部。在一縣範圍內,已經建立了三個以上支社時,可聯合組成縣工農劇社分社;然後產生省分社和中央總社。由此可知,工農劇社是開展群眾性文藝工作的組織。隨著工作範圍的擴大,文藝工作幹部的需要也越來越多,為此中央蘇區創辦了第一所戲劇學校。戲校原稱“藍衫團學校”,瞿秋白提議學校名稱應以高爾基來命名,他說:“高爾基的文藝是為大眾的文藝,應該是我們戲劇學校的方向!”他推薦高爾基的小說《母親》和戲劇《下層》給做文藝工作的同誌說:“那真正是表現勞動人民的小說和戲劇。”高爾基戲劇學校校長由中央教育人民委員部藝術局長李伯釗擔任。戲校任務是“栽培蘇維埃戲劇運動與俱樂部、劇社、劇團的幹部,養成蘇維埃運動的人材。”戲校內設中央蘇維埃劇團,“在中央教育人民委員部領導之下,舉行定期的巡回表演”,“助理戲劇學校的實習課目的教授”。高爾基戲劇學校及中央蘇維埃劇團,會同工農劇社中央總社“編發戲劇運動函授講義,在理論上及實際上領導全蘇區工農劇社。”
高爾基戲劇學校的創業是艱難的。瞿秋白用魯迅的話來鼓勵李伯釗:“路是走出來的。”又說:“革命的戲劇學校在蘇區還是初生的嬰孩,慢慢撫育吧!不要性急。”
戲校學生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共青團員,都是參加過土地革命的農村青年男女,但文化參差不齊,有粗通文字的,也有文盲。最感困難的是教員太少,又多兼職,內中錢壯飛、胡底,每周每人竟擔任二十四小時課。經黨和瞿秋白同意,決定請被俘白軍軍官中擅長導演、舞台裝置和美術等專業,並經過一時期工作考驗的人來當戲校教員。學生卻借口聽不懂俘虜軍官的廣東話,不歡迎他們講課。瞿秋白耐心地說服學生們,他說:“廣東話聽不懂可以慢慢聽。目前你們需要美術的知識,舞台裝置的知識。他們有這種專門知識,你們沒有,要虛心跟他們學習。他們過去是白軍軍官,繳槍過來了,替紅軍做事了,仍然討厭他們,瞧不起他們,這是不對的。你們不要他們教,你們就沒有教員,沒有教員的學校就隻好散夥,散夥就隻好請你們收拾包袱回家,學校關門……你們天天在唱工農劇社的社歌:‘我們是工農革命的戰士,藝術是我們的武器,為蘇維埃而鬥爭!’我問你們大家一個問題,藝術這個武器你們究竟拿到手沒有?”學生整齊而幹脆地答道:“沒有!”他們被瞿秋白說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