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由於華為是非上市公司，它就可以將這種神秘肆意發揮。如果它不願意，它完全可以不對外界公布自己的任何信息，即便它從2006年開始就發布自己的年報。但從那一刻起，一些人就開始懷疑其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華為的真實狀況。
但這又有什麼關係呢？它不是公眾企業，即便它隻是將年報作為其造勢的一種手段也無可厚非，它需要的隻是讓客戶相信它，從而盡快與它建立合作；讓員工感到公司的未來一片大好，從而更有幹勁；讓對手感到可怕，從而動搖信心。
為了同樣的原因，華為拚命申請專利，拚命在全球簽訂LTE試驗網合同，每次一家西方公司出現可能被收購的情況，華為立刻透露自己有意參與收購的信息，或者即便不主動表示，也會聽由相關謠言流傳。所有這一切還是為了一個目的：向公司內外傳達一種氣勢。
相比之下，中興卻總是顯得那麼束手束腳，那麼透明，幾乎沒有任何秘密。有關它的一切都以公文的形式發布在媒體上，在這裏，不允許任何“可能”、“即將”等帶有預測和模棱兩可的數字。侯為貴的講話幾乎總是四平八穩，就像白開水一般，如果不是有心人，你可能很快就會在毫無起伏平仄的調子中昏睡過去。對於不滿，他最多會說“很嚴重”、“要更加努力”。
於是，一旦任正非認為中興是一個重要的對手，而且必須徹底消滅時，他幾乎不用花精力去搜集信息，這個對手的一舉一動就了如指掌。事實上在1998年華為對中興首先發起訴訟時，他就已經決定這樣做了。對待競爭對手時，他幾乎總是激情滿懷、欲除之而後快。當他決定這樣對待中興時，據說一個作為日常組織形式的“打中辦”便成立了，這個組織的任務就是不惜采用一切手段來打擊中興。
於是，在過去的10多年裏，隻要你發現中興有任何利好或利空消息發布，一定可以在同一時間發現一兩條與華為有關的利好的消息被廣為傳播。就拿TD-SCDMA來說，雖然一般認為中興在總體份額上要領先一些，但華為也會自信地宣稱，“我們在TD-SCDMA三期招標中領先於對手”。對它而言，事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徹底在氣勢上壓倒對手。
也許在任正非眼裏，盡管西方公司是更為強大的對手，但是它們的商業模式完全不同於中國公司，華為真正的對手隻有一家—那就是與其在商業模式上完全雷同的中興。隻有消滅中興，華為才能確保自己的每一次勝仗成為真正的勝仗，隻要中興存在，就會在價格上對其構成威脅，從而大大侵蝕它的利潤空間。所以，必須在華為自身的極限到來之前徹底消滅這個對手。
當任正非將這種造勢天分與不惜一切達成目標的霸氣及執行力相結合時，華為便變得所向披靡。20世紀90年代對中興的首次超越就是這樣達成的。一旦任正非獲得了第一筆積累，他立即開始實施自己的攻堅戰略，選定了當時最主流的萬門交換機（固話）和GSM/WCDMA（移動），甚至冒著一旦失敗就跳樓的風險也在所不惜，集中精力殲敵之精銳，就能從士氣上將敵軍打垮，從而減少傷亡。
相反，侯為貴卻采取了一種循序漸進的策略，並沒有立即投入萬門交換機，而是投入了2 500門交換機，盡管這使它更快實現了商業化，並取得了市場上的領先，但當華為的萬門機在1995年投入市場後，華為的勝出已成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