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將中興從一家來料加工企業鍛造成年合同銷售額超過50億元的中國主要固定電話設備商的過程中，侯為貴深深明白了一個道理，那就是作為一家中國公司，要想在中國市場上打敗西方公司，就必須充分利用土生土長的地緣優勢，比它們更虛心地聽取客戶的意見並更快速地采取行動。
“客戶永遠是對的，他需要什麼，你就應該給他什麼，而不是先造出一個產品，然後去尋找可能需要它的客戶。”他總結出這樣一條屢試不爽的規律。相反，西方公司則力圖將用他們的標準製造的產品原封不動地賣給中國運營商，而不願作出任何有針對性的改動，這樣做還有另外一個好處，就是可以大大降低成本。
由於中興已經同固網運營商建立了更為緊密的關係，這有利於侯為貴針對他們采取傾聽策略。幾乎是從1997年決定向無線通信轉型開始，中興就將固定網絡的無線接入作為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這對中興而言，是一種順理成章的選擇，它讓公司可以嚐試著利用既有的客戶關係。盡管基於CDMA的無線接入方案不久後被政府叫停，但當1999年的重組開始後，中興很快就從小靈通找到了切入口。
“我和固網運營商進行了溝通，知道他們對進入移動市場有強烈的需求，而從短期看政府不可能剛剛將移動業務從中國電信剝離出來，很快又給中國電信發移動牌照，小靈通技術在日本的成熟應用讓他們可以以最快的速度形成用戶規模。”他力圖以此說服質疑者。
從一開始，這樣的質疑就沒斷過，而質疑的主要焦點便是小靈通的技術落後。這種質疑最後很可能對中國政府主管部門的心理產生了重大影響。的確，如果不考慮固網運營商在短期內無法獲得移動牌照的事實，在全球運營商都在積極投資3G的背景下，進行這樣的投資很難擺脫重複投資的嫌疑，而且中國提出的3G國際標準TD-SCDMA已經獲得認可，中國政府必須為其預留足夠的頻率。但同時，即使出於固網運營商上市融資的需要（中國電信和中國網通先後於2002年和2004年上市），中國政府又不能不網開一麵，以使投資者對兩家運營商的未來更有信心。
於是，從1997年第一張小靈通試驗網開通，到2001年年底有條件允許小靈通在遵照“不得在京津滬穗四地開展業務”這一底線的前提下存在，並承諾不在2002年年底之前收回小靈通所使用的頻率，中國政府對小靈通的態度始終搖擺不定。其戲劇性可以從幾乎為小靈通而生的UT斯達康這期間的股價表現上略見一斑。
2000年3月3日，UT斯達康公司在納斯達克掛牌當天，升幅高達278％，創下當日納斯達克股市升幅的第二高紀錄，而這期間正好是小靈通通過當時的中國信息產業部專家評審委員會的認定。同年5月底，信息產業部的一紙關於小靈通項目緩建待審的發文卻將UT斯達康擠到了生死線上，其股票狂跌45.92％，總市值一天蒸發掉了200億元人民幣。但隨後政府關於允許小靈通有條件存在的表態又令其市值在一天內回升了100億元人民幣。
這種幾乎完全建立在少數人喜好之上的隨意性，讓大多數曾經指望在這個領域大賺一筆的廠商，都在不久之後開始放棄，習慣於主動出擊的華為尤其受不了，很快在反對聲中放棄了小靈通，轉而繼續做“技術含量更高”、可以向3G過渡的CDMA 450。中興的興趣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響，但即使在最悲觀的時候，侯為貴依然堅持著自己的判斷，保持著“試試看”的心理。
但就在全球通信業墜入深淵的時候，轉機卻不約而至：市場的力量和TD-SCDMA遲遲達不到商用標準的事實，讓政府最終不得不采取了一種聽之任之的態度，隨即小靈通的價格優勢很快得到用戶認可。1999年，中國的小靈通用戶還隻有幾十萬，但到2003年上半年這一數字就已經接近2 000萬，而同期開始大規模商用的中國聯通CDMA則晚了將近一年才達到這一規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