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個中國電信業的投資萎縮期，小靈通成為最大的亮點。以2002年為例，盡管中國電信業整體投資減少了，但兩家固網運營商在小靈通上的投資卻超過了100億元。由於中興始終處於一種加速前的準備狀態，很快便對突然湧現的需求作出了反應，成為約40％的係統設備的供應商，這就讓公司獲得了一筆“意外之財”，可以彌補因為固網投資降低帶來的損失。
侯為貴的堅持很快就帶來了豐厚的回報：據一項統計顯示， 2001～2003年，公司小靈通的合同銷售額分別達到23億元、40億元和80億元，分別占到中興同期全部合同銷售額的17.1％、24％和33.3％。而與之相應的投資卻非常少，即便在最鼎盛的時期，公司在該項目上的員工人數也隻有300人，而員工工資是投資中最主要的部分。
“我們在小靈通項目上獲得了不錯的回報。”即便在10年後，提起這段堅持的往事，侯為貴仍然顯得有些得意。
相對而言，CDMA麵對的是另外一種不確定性。由於在2G的早期階段，美國對運營商采用何種技術模式采取了聽之任之的態度，致使采用統一的GSM標準的歐洲公司走在了前麵，之後美國決定憑借CDMA奮起直追，並且將其視為一項國家戰略，而中國則成為它逐鹿的戰場。高通為爭取使CDMA進入中國與中國政府進行了好幾年的協商，其背後的美國政府更是將其與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願望掛鉤，使中國政府最終走出了對此若即若離的狀態，徹底地站在了CDMA一邊。
於是，在隨後的發展中，CDMA在中國的進展便隨著中美兩國關係的冷暖而呈現出奇怪的起伏。盡管早在1997年就在北京、上海、西安、廣州4個城市推出了CDMA的試商用網絡，但其前途依然籠罩在一種遊移不定的氛圍中。
對中興而言，盡管GSM更為主流，但CDMA更具可行性。這種判斷是由現實決定的。由於GSM的大規模商用已經進行了五六年時間，主要的設備商格局已定，而且它們在對待新的進入者時通常都采取少有的一致對外的團結姿態，因此除非它們自身放鬆警惕，否則中興的機會已經很小；而CDMA的大規模商用才剛剛進行了兩年，在這個領域設備商也不如GSM那麼集中和頑固，而且單從技術上講，它的確比GSM先進，加上政府在這個行業具有更強的影響力，隻要中國推出這個標準，中興就完全有機會分得一杯羹。
“即便中國最終不上CDMA，我們也可以賣給其他國家的運營商，它畢竟是2G時代的兩大主流標準之一。”侯為貴不時用這樣的話給CDMA項目組的員工打氣。但到後來他不得不麵對和小靈通同樣的處境，除了他和當時負責CDMA研發、後來成為公司執行副總裁和首席技術官的謝大雄外，幾乎沒有人還認為公司應該將CDMA當成一回事。
和小靈通一樣，市場上對CDMA也存在兩種不同的聲音，這聲音被來自歐洲和美國的兩股政治力量所拖拽，並被中國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與中美關係戰略所影響，情況變得更加複雜。這種複雜狀態與小靈通的遊移狀態一同作用於中國市場，讓即便是中國國內消息最靈通的設備商也難以把握其正確方向。
到後來，華為便幹脆放棄了抓住可能出現的中國市場的念頭，就像當初放棄小靈通一樣。華為極力將其納入全球3G戰略之內，將主要精力放在了3G的三大標準之一CDMA2000 1x上，這樣即便中國市場真的如期啟動，它也可以從中分得一杯羹。
但侯為貴仍然對中國市場如期啟動CDMA抱有很大的信心，並且希望中興有所收獲，同時他也開始為CDMA進行全球化布局。早在1998年，中興內部就已經將CDMA立項。到1999年，公司突然加大了人才投入，進行人才儲備，研發人員從一年前的幾十人猛增到400多人。到2000年，盡管國內形勢仍不明朗，但中興已經開始了海外布局。
在CDMA運營較為成功的韓國，中興成立了專注於CDMA的研究所；在CDMA的大本營美國，中興則通過位於聖迭戈（也是高通總部所在地）的研究所吸引到了來自朗訊、北電、高通等CDMA技術最強的北美公司的專家，其中就包括當時全球少有的幾個研究CDMA-A接口的專家之一蔣建平，此人後來長期擔任中興美國分公司的總經理，利用其影響力幫助中興在美國攬才；在中國香港地區，公司已經開始同世界首個CDMA商用網絡的運營商和黃電訊進行接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