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策略也在此後常受詬病，它的確在某種程度上使中興錯過一些重要的機會，但一旦整個行業被高度的不確定性所籠罩，中興這種開放姿態的優勢就顯露無遺。巧合的是，中國電信市場在此後幾年恰恰處於這種不確定性之中。
2000年正是中國移動通信爆炸式增長的開始。盡管此時中國的固話用戶已經是移動用戶的兩倍還多，但移動用戶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了固話用戶。此前固話用戶數從1978年的將近200萬增加到4 000多萬，用了將近17年，而移動用戶數從幾乎為零增加到同樣規模，則僅僅用了5年時間。1999年，固話用戶數僅僅增長了不到20％，但移動用戶數的增長卻超過了100％。
就在這一年，從中國電信分拆出來的中國移動正式誕生，而另一家移動運營商中國聯通則早在1994年就已經成立。隨即，中國移動在香港通過再融資成功募集了75.6億美元（3年前公司尚隸屬於中國電信時，就已將廣東與浙江兩省業務在紐約和香港實現了上市），同時中國聯通也在香港和紐約成功上市，募集資金達到56.5億美元。1998年，中國移動的用戶數就超過了2 000萬，兩家運營商都為新時代儲備了雄厚的資金和足夠的商用經驗。
不確定性主要來源於這樣的現實：現有兩家運營商采取的是以諾基亞、愛立信等歐洲公司為首的設備商提供的GSM設備，但以高通（高通公司，簡稱高通）為首的北美CDMA陣營自始至終都沒有放棄進入中國市場的努力，而且也已經推出了相應的試驗網絡。
與此同時，期望在快速增長的移動市場分得一杯羹的還有在財力上強大得多的固網運營商。盡管它們沒有移動牌照，而且在短期內似乎不太可能獲得牌照，但它們采取了一種類似打擦邊球的方式，即引入在北美、歐洲和日本都已經有一定市場的無線本地環技術，以減緩客戶流向移動運營商，為未來進入移動領域作準備， 1997年，在浙江推出了第一個試驗網。
在這三種力量中，GSM顯然處於絕對優勢地位，不但名正言順，更重要的是，由於它早在1992年就首次商用，並在1995年前後進入大規模商用，在市場上處於絕對占優的位置；而CDMA則到1995年才首次進入商用，1998年後才進入大規模商用，在全球的市場份額隻有GSM的1/4左右。小靈通雖然在技術上很落後，但被認為比GSM和CDMA的輻射都要小，符合健康的需求，何況由於它的研發成本很低，加上可以避開中國政府對移動通信話費標準的監管（特別是實行單向收費），使得它獲得了通話費比GSM和CDMA便宜得多的優勢。
對中興而言，最理想的選擇毫無疑問是GSM。公司也的確一度希望在這個領域大幹一場。從純粹產品研發的角度看，它的確做到了。1998年它才真正大規模投入這個領域，1999年晚些時候便拿出較為成型的產品，並拿到了中國政府頒發的入網證。但當它嚐試著將產品賣給中國聯通和中國移動時，卻遭到了冷遇，這兩家運營商顯然對於采用沒有經過市場檢驗的產品尚存有顧慮。另外，這一時期可觀的ARPU值，即單位用戶平均話費額，使它們不必在設備和建網費用的多寡上過於敏感，相比而言，它們更在乎係統的質量。比中興稍早拿到GSM入網證的華為也遇到了同樣的問題。
運營商們的顧慮並非毫無道理，即便在全球範圍內，GSM也處於不斷完善的過程中，不像程控交換機的孕育時間經曆了半個世紀以上，技術已經達到近乎完美的地步。另外，愛立信等西方公司的公關或許也起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