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見，盡管東方集團與吉利集團都試圖利用企業政治關係來實施政治戰略和戰略整合，但二者戰略整合的意圖與外部環境的相容性並不相同；吉利集團的戰略整合把自己利益訴求與外部環境有機地整合起來，從而提升了戰略整合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而東方集團的戰略整合與外部環境相衝突，麵臨著合法性的質疑，降低了企業戰略整合的效果。因而政治關係對企業戰略整合效果的影響與整合目標的合法性有關。
2.戰略同盟與戰略整合的有效性
在東方集團的政策遊說中，其強調地方政府沒有嚴格執行中央政府製定的流通業對外開放政策，導致流通業過度開放和外商享有超國民待遇，要求製止流通業過度開放。顯然，東方集團通過遊說要達到的目的是與地方政府的目標不一致的，東方集團要求製止流通業過度開放的政策對地方政府而言是激勵不相容的。
引進外資一直是地方政府政績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引進外資規模越大、外資企業知名度越高（比如世界500強企業）越能體現地方政府的政績，地方官員晉升的可能性就越大。另外，在吸引外資方麵，地方政府相互間是競爭的，對於像沃爾瑪這樣的世界500強企業，各地政府都是求之不得，為了吸引入駐而競相給出優惠政策。正是由於上述原因，東方集團政治戰略所追求的目標與地方政府的目標之間是不相容，地方政府不會成為東方集團政策遊說的“同盟軍”。
在政策遊說與地方政府的關係上，吉利集團完全不同於東方集團的處境。作為一個資本和技術密集型行業，發展轎車項目對推動地方GDP的增長無疑有非常大的影響。對於追求政績的地方官員和政府而言，汽車項目無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尤其當投資是由民營企業完成而無需地方政府進行大量投資時，更是如此。當吉利集團實施戰略轉型而進入汽車行業時，這種轉型與地方政府的目標是相容的，因而會得到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
當吉利集團實施政治行為和政治戰略謀求有利於自身發展的公共政策時，地方政府成為吉利集團的“同盟軍”。比如，在吉利集團為了獲得轎車生產許可證而不斷遊說中央政府相關部門時，台州市政府也派官員到北京為吉利集團遊說，而浙江省政府還專門給國務院打了報告。地方政府的配合顯然有助提升民營企業政策遊說的效果。
由此可見，在地方政府是否成為企業政治行為的同盟方麵，吉利集團與東方集團存在巨大差異。地方政府（浙江省、台州市兩級政府）成為吉利集團的“同盟軍”，而東方集團的政治戰略完全與地方政府的利益背道而馳。在利用政治關係進行政策遊說中，地方政府的配合能夠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進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企業戰略整合的效果和競爭優勢。
3.企業家經營能力與戰略整合的有效性
政治行為和政治戰略有助於企業獲得有利的外部競爭環境，但並不能直接產生經濟績效，政治關係給民營企業帶來了實施政治行為和政治戰略的便利，但戰略整合能否最終轉化為企業競爭優勢還取決於企業家的經營能力。如果缺乏企業家經營能力，政治關係帶來實施政治戰略的便利就無法與市場戰略形成協同效應，進而給企業帶來競爭優勢。而相關證據表明，東方集團與吉利集團在實業經營能力方麵存在差異。
朱武祥和潘玉平對東方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自1993年上市到2001年的經營情況進行了分析。他們的研究發現，東方集團業務發展及經營規劃前後缺乏關聯，對上市及3次配股募集的10多億資金進行了多元化投資，然而效果並不理想，在非金融領域多元化投資大量失敗，公司財務業績穩定來源於資產置換和在特許的金融領域資本運作產生的資本增值有關，而不是產品市場競爭地位和優勢的增強。而且公司自從把建材流通業作為公司發展重點之後，其經營情況也非常不理想。根據東方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的年報披露的數據，東方家園2010年營業收入為13.3億元，營業利潤為-24400萬元。由此可見，自1993年上市以來，東方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在實業領域的多元化投資基本上沒有成功。
從吉利集團的發展曆程來看，盡管李書福先後從事電冰箱配件、建築裝飾材料、摩托車的生產，並於1998年進入轎車業後專注於轎車行業。而吉利集團在電冰箱、建築裝飾材料和摩托車生產等製造業的經營方麵都取得了成功，這都反映了李書福在製造業方麵突出經營的能力，而這種經營能力對吉利集團進入轎車業後的經營無疑是有益的。
由此可見，吉利集團創始人李書福的製造業經營能力與企業政治戰略相結合，形成合力，提升了市場戰略與政治戰略整合的效果；而東方集團在實業領域投資持續失敗表明企業缺乏這方麵的經營能力，從而使得企業的政治戰略難以與市場戰略形成協同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