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裏，我實在是住不下去了。兩天後，我懷著深深的憂慮，留下蒂培，帶著蒂瑤回到了西安。
一九八〇年
經過幾年改革四川的經濟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百聞不如一見，我決定利用四年一次的探親假回老家過年。一九八〇年一月十一日從西安動身，在成都住了一晚，十四日下午便到了家。
樹大分杈，家大分椏。我的家已變成了幾個獨立的小家庭。與父母住在一起的是四弟登量夫婦和老五登強。登量在大隊有色金屬鑄造廠上班，登強在烏魯木齊服兵役，老二和老三兩個小家庭還住在父母住的老院子裏，隻有我的小家在西安。
我們到家時，所有的男人都在挖陽溝，搞衛生，積土肥，因為過了次日臘月二十九日便是春節了，老老少少喜氣洋洋。蒂瑤、蒂培一下便融入他們熟悉的環境，串門去了。
母親和四弟媳正忙著準備除夕晚上的年夜飯。
夜幕四合，四弟伸手到牆上一摸，“叭”的一聲，我們頭上的電燈放出了柔和的光明。“終於用上電了！”我感歎道。以往回家，我都望著那淩空伸向遠方的高壓線發愣：何時我們家的煤油燈才能變成電燈呢？什麼時候故鄉碾米不再用牛呢？當生產隊幹部的二弟說：“窮啊！買不起電杆、電線，更請不起人家來安裝，隻好眼睜睜地看著電從身邊過。”
除夕晚上，除了遠在新疆的老幺登強，弟弟、弟媳和子侄們全都聚到大屋來吃年夜飯了。望著滿桌豐盛的酒、菜，母親感歎地說：“好多年沒有像像樣樣地吃團年飯了，你們痛痛快快地喝吧！”我開懷地和爸爸、弟弟們行酒令；弟弟們則和爸爸無拘無束地劃四川拳……終於，我的酒量不敵他們，醉倒回房睡去了。
正月初二早上，我站在屋後的石壩上，眺望四周的青山，欣賞層層水田中漾起的微波和旱地裏蔥綠的麥苗、胡豆苗，感到心曠神怡。成群結隊走親戚的鄉親們從我身邊走過，他們穿得整整齊齊、幹幹淨淨，提著禮信，背著臘肉什麼的精神地走著。認識的，我們相互親熱地打招呼、拜年。我忽然意識到，地裏沒有一個幹活的人，不由嘀咕起來。
“嗨，過革命化的春節是老皇曆了，‘四人幫’那時候是‘窮革命’！”不知何時，二弟登國站到了我身後，他說：“今年我們從臘月二十六日放假到正月十五日過大年。實行責任製，各作業組對年後的農活早就安排好了。”
不一會，石壩上聚滿了人，大人們相互拜年：“恭喜發財！”孩子們放火炮，踢毽子，跳皮筋……我眼前迭現出自己少年時在家過年的情景。
“大哥，”四弟叫我，“家裏來客人啦！”
我們回到大房子，家裏已親戚滿座。好些遠親多年未見麵了，自然急不可待地問候拜年。他們向我打聽外麵的情況：城裏的供應情況如何？農村搞了生產責任製沒有？多種經營還被當做“資本主義尾巴”割掉嗎……我沒有想到，農民們竟然這麼熱心政治，關心國家大事！
弟弟們和客人們溝通著各自的年景。我在他們熱烈的龍門陣中了解到：親戚們每家至少殺了一頭過年豬，我們隊平均每家殺了兩頭多；大家的人均口糧都在五百斤以上，我們家加上工分糧、肥料糧，人均達七百多斤；勞動日值，少的五角多，多種經營搞得好的還要高些，我們隊達一元多，比上年翻了一番，是一九六七年的五倍多……主客在交流攀比間，不知不覺提起了黨中央關於農業的兩個文件以及生產生活發生的巨大變化。
按習俗，吃完湯圓點心之後上菜入席。爸爸一邊招呼大家入席，一邊說：“現在有點一九五五年、一九五六年的味道了。不過，你曉得今後有沒有變化？難說啊！糧食還是要存一點，再也餓不得啦！”大家都說：“就是，就是。”
正月初二晚上，爸爸召開家庭會議協商今後處理家庭問題的辦法。會議最後由大妹夫周洪祿負責擬訂了一份《關於家庭問題的協議》，《協議》規定了我們兄弟五個對父母生、老、病、死應盡的責任和義務；還明確了四弟、五弟今後安家的辦法。“孝”“悌”為立家之本，乃傳統道德。今後，我應努力超過《協議》賦予我的責任和義務，做一個稱職的“大哥”。
從正月初三起，我們天天做客。在去親朋家的路上，我看到了果園、蠶房、魚塘、變電站、碾米廠、沙石廠、鑄造廠……每一處都吸引我的眼球、我的心，每一處都留下了我躑躅的腳印。
歸期到了。三弟媳告訴我：“我們這裏國產表脫銷了。”我答應她在外麵幫她買一塊上海表。我看明白了，故鄉的人們穿戴已經與我這個城裏人差不多了，故鄉恢複了元氣，打起了精神，又顯露出了“天府之國”的國色天香。我比過去任何一次回鄉探親都留戀故鄉的人，故鄉的山，故鄉的水，故鄉的一切。
一九八一年
今年八月底，我出差重慶順便回老家看看。因為不過年又不逢節，我突然到家，弟弟、弟媳們各自都在上班，我在地裏找到了正在翻曬穀草的爸爸。
“你怎麼回來了？”爸爸問。
“出差。我年初調到廠裏當銷售工程師了，經常在外麵跑。”我回答。
我發現六十五歲的父親臉色黃中帶灰，比去年過年時瘦了許多，問他怎麼回事，他說：“我得了‘氣包卵’，醫生說叫疝氣，還有動脈硬化、血壓偏高。”
“在治嗎？”
“到青木區醫院看了，醫生說要手術。”
我對“疝氣”一無所知，聽說要手術，心裏直打鼓：擔心區醫院做不好。於是對爸爸說：“到西安去做手術吧！”
爸爸猶豫著沒有回答我，隻是說登量在大隊企業工作，登強還在當兵，擔心土地沒人管，農活還很多。
我說：“命要緊，活路做得完麼！我跟登國他們招呼一下，辦完事就來接您。”
過了兩天，我回來接爸爸。二弟、三弟和四弟都叫爸爸放心地隨我到西安治病，說大城市醫院的醫療條件要好些。
爸爸和我一塊到西安後，我們立即送他住進了醫院，很快動了手術，十八天後便痊愈出院。醫生告訴我：“疝氣一般在嬰幼兒時期好治，到老來發展到拳頭這麼大了，不及時處理，腸管受壓迫，因血液循環停止壞死變黑，就有生命危險。”我暗自為爸爸慶幸。
爸爸出院以後，我們又帶他到職工醫院找醫生治動脈硬化和高血壓。他按醫生的囑咐堅持用藥，身體慢慢地又恢複了健壯。
為了治病，爸爸留在了西安，他說：“我不回去了。”
我當然願意父母都和我住在一起，以便我盡孝心報父母之恩。但是，居住問題讓我大傷腦筋。雖然，今年初，廠裏為了照顧我跑銷售，為我在豐登路換了一套二十三平方米、一室一廳帶小廚房的住房，但要三代六口人都住下還是有些難。我在慶安公司工作的朋友老王知道以後，把我的父親安排到他自己辦的小開關廠工作，晚上住在值班室值夜班。這要感謝改革開放，不然老王不會自己辦廠。
父母都在西安生活了。按規定，從今年起我便沒有探親假了。我的探親“瑣記”也到此為止了。
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