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廠裏不少職工在加班“過革命化的春節”，不等探親假滿，我便回到西安，到小劉家拜年以後回到工廠，堅持接受工人階級的再教育，趕上“過革命化春節”的最後兩天。
一九七四年
一九七四年二月，我送妻子回老家生我們的第二個孩子蒂培。母親在半年前就帶著我們的大孩子蒂瑤從西安回到了老家。
家裏，父親五十八歲了，還是全勞動力。二弟登國已成為生產隊的骨幹，他結了婚，孩子已經一歲半了；三弟登力已是石匠師傅，多半時間都在外麵做石頭工程；四弟登量受“文化大革命”耽擱，高中尚未畢業；老幺登強正上小學；大妹淑群已出嫁幾年，做了母親；小妹淑蓉和她的二嫂合作持家。年前，全家完成了生豬交售任務以後殺了過年豬。
我們到家剛好是正月十五元宵節。我們鄉下習慣叫做過大年，到處還留著過年的喜慶韻味。晚上，吃著自己家裏做的湯圓、香腸、臘肉什麼的，我們補過了一個傳統的春節。隻是妻子挺著大肚子，預產期將近，我們不敢出門走親訪友。
回家當天，我就感覺到隔壁鄭維才大叔家沒有一點過年的喜氣。一打聽才知道，鄭大嬸病了一年多了，赤腳醫生治不好，送醫院沒錢住院，這幾天已經起不了床，可能快不行了。我忙帶了禮信去拜訪。鄭大叔激動地謝我，鄭大嬸卻躺在床上直喘氣說不出話。他們的女兒出嫁了，身邊隻有一個還不懂事的小兒子。
我們這個三合院，解放前是商人兼地主陳述禹的產業，我家是他的佃戶，租了半個院子；另一半辦了私塾傳習處，是我五歲半發蒙的地方。解放後土改時，院子劃成三部分，分給了三家人。以堂屋中線為界，東半院我家住著就分給了我家；半間堂屋和西正房，分給了單身雇農陳金軒；剩下的西灶房和廂房，主人便是石老翁山裏的貧農鄭家。那時，鄭大叔兩口子還不到三十歲，都是好勞動力。都是窮人，我們三家相處和睦，遇事互幫，有什麼好吃的還端出來大家嚐嚐。合作化不久，陳金軒老人仙逝，他的那一間半屋先後成了生產隊的保管室、養蠶房、蘑菇屋，院子日常成了我們鄭、付兩家的天下。
二月十六日晚上，我們躺下不久就聽鄭大叔在院子裏帶著哭腔喊我的二弟：“登國，你們鄭大嬸走了！”
我立即穿好衣服，隨著幾個弟弟趕到鄭家，看到床上眼窩深陷、顴骨高聳的鄭大嬸，想起她剛從山上搬來時有說有笑、待人和氣的樣子，我的鼻子酸了，眼裏不由自主地充滿了淚水。
突然，二弟碰了我一下，說：“大哥，鄭大嬸好像沒有斷氣，你看，在動！”他指著她的眼窩讓我看。我擦擦淚水，果然發現那深陷的眼窩又緩緩動了一下。
“鄭大叔，鄭大嬸還活著！你快摸摸她的胸口熱不熱。”我說。
鄭大叔遲疑地把手伸進鄭大嬸的衣服裏摸了一會，然後點了點頭。
“好，立即送醫院搶救！”我毫不遲疑地說。
“不！”鄭大叔喪氣地搖頭說：“沒錢，去了白跑冤枉路……”
我明白了。不等他說完便打斷了他：“你不用管！”聰明的弟弟們立即回家用竹竿和躺椅綁了一副擔架，然後，我們一前一後打起兩把電筒把鄭大嬸送到了青木關鎮人民醫院。一番搶救之後，鄭大嬸終於睜開了眼睛。然而，醫院死活不讓住院，私下告訴我們，活不多久了，回去準備後事吧！我們幾弟兄隻好又把她抬回了家。
隻過了一天，二月十八日早上天不見亮，鄭大嬸真的死了。二弟登國幫著失去主意的鄭大叔申辦貸款，請裁縫做老衣，請木匠砍了幾棵桉樹做棺材板……通過一天的忙碌，二月十九日，鄭大叔的弟妹、舅子、老表一幹親戚趕來把鄭大嬸葬了。一個不到五十歲的農婦，就這樣入土為安了。
二月二十日後半夜，即虎年正月二十九日子時，我妻子臨產了。二弟登國去請大隊接生員還沒到家，我的小兒子便在我這個臨時接生員的幫助下來到人世了。當我在小家夥的後背上拍兩下，他終於發出響亮的第一聲啼哭時，接生員趕到了，全家人開心地笑了。
二月二十五日，我把妻兒托付給家人後，踏上了歸程。
這次探親，我親曆了一個翻身後曾朝氣蓬勃的農婦在病痛中無奈地死去；同時，我又親身迎來了一個鮮活的小生命迫不及待地降生。死與生如煉獄般錘煉著我的靈魂。我相信，總有一天我的鄉親們不會再有“無奈死”！我的孩子們成人後看到我的瑣記會驚奇地問：“‘無奈死’是真的嗎？”
一九七六年
從一九七一年六月我的女兒蒂瑤出生起，我正當壯年又護犢情深的母親便開始了西安住一年老家住一年的奔波生活。因為，我妻患肝炎和膽結石，不能照料孩子；而老家尚有弟未娶妹未嫁，老幺登強剛發蒙上學，一切得讓母親操心。
一九七六年一月七日，我帶著上幼兒園的蒂瑤送母親和兩歲的蒂培回老家。
九日早上，我們在成都火車站等候上車轉重慶。忽然，車站內外哀樂聲起，廣播裏沉痛地播放出周恩來總理一月八日上午九時五十七分去世的訃告。霎時，周圍寂靜無聲，須臾，嗚咽聲起；隨著訃告反複播放，有的人相擁抽泣，有的人蹲地痛哭……我被突如其來的訃告驚呆了，片刻回過神來，連忙向兩個不解地瞪著大人的孩子解釋：“周爺爺去世了！他是大家敬愛的好總理，所以這麼多人哭了。”蒂瑤似乎有點明白，小眼窩裏閃動出淚光；蒂培沒什麼表示，隻是懂事地拉著婆婆的手朝檢票口走。
在重慶牛角沱長途汽車站買好到青木關的班車票以後，我們到中山四路口的上清寺餐廳吃午餐。老少四人買了六兩米飯、兩個素菜和一碗合湯。這碗合湯沒有一片菜葉，也沒有一滴油珠，卻是有生以來我感到最可口的湯；不知店家用什麼做的調合，味道鮮美可口，收費五分錢。如果這世上評湯類獎，我一定推其為金獎。
走出餐廳門，品湯的好興致頓失。一群要飯的人擁在門口，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麵孔髒兮兮的。周圍的人議論說：他們是從鄧小平的老家廣安下來的，還帶著介紹信，領頭的是位生產隊長。那位被人稱為隊長的中年男人見我出門，向我彎腰鞠躬說：“同誌，幫助一點吧，實在是沒得辦法了，鄧老伯又倒了！”我連忙掏出半斤糧票和幾角錢打發開了他們，心卻被他的“鄧老伯又倒了”攪得很不安寧。
一九七三年三月，被打倒的鄧小平複出，得到周總理力挺，毛主席稱讚他“人才難得”“政治思想強”，一九七五年三月，他開始主持黨中央日常工作。在“四人幫”沒完沒了的搗亂下，他舉步維艱，四麵受敵，仍堅持“穩定、團結、發展經濟”；不到一年，又批他“從來就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元旦社論《世上無難事，隻要肯登攀》吹起“反擊右傾翻案風”的衝鋒號，鬥爭矛頭直指鄧小平和支持他的周總理。如今，周總理去世了，國家將發生什麼情況呢？這些“饑民”有組織地外出乞討，是以這種方式抵製“反擊右傾翻案風”或是真的“實在沒得辦法了”？！
家裏怎麼樣呢？我忐忑不安地踏進了家門。爸爸告訴我：“大隊陳書記把家裏的門板都賣了買黑市糧吃了……”老家不少男女青年出走了。有的跑雲南、貴州；有的走陝西、河南；還有的遠去新疆……四弟登量高中還沒畢業，希望我帶他到西安，可我哪裏有那樣的條件呀。我在西安老少三代人隻住了一間十多平方米的單身宿舍，做飯都在大走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