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工廠不論大小都有自己關鍵的環節，或車間，或科室。對郵電器材一廠而言，三車間就是關鍵環節。
三車間是主導產品車間，年產值占工廠總產值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廠子的經濟技術指標完成情況如何，三車間起決定性的作用。
三車間的地位特殊，生產組織、質量管理、設備狀況等方麵也就最複雜。於是乎，郵電器材一廠的廠級領導幹部幾乎不是從三車間提拔的便是派到三車間鍛煉過的。“三車間出廠幹”，職工中有口皆碑。三年前複職的廠長周誠，就是一九五七年廠子內遷時的第一任車間主任。
經過十年的發展，“文化大革命”爆發時郵電器材一廠在全國同行業中已處於領先地位，用戶遍布全國，而且進入了國際市場。車間會議室牆上擠得不能再擠的錦旗、獎狀默默地向人們顯示著三車間在這一進程中的功績。
然而，從去年春天起事情起了變化。先是車間主任莫文林被提拔當了管生產經營的副廠長，接替他的是原管人事的副主任老張。老張是位實幹家，但缺乏組織協調能力，不出兩個月車間的生產便失去了平衡。偏偏這時候廠裏掀起了退休頂替高潮，作為廠子內遷基礎的三車間由於老職工多而一下子變成了青工車間，平均技術等級從五級降到一點二五級。
生產計劃科和質量管理科先後給廠長辦公室送來了“告急文書”：三車間生產計劃完不成要求調整；三車間的成品合格率沒達到工業局的考核指標……
由於三車間出了問題，全廠銷售收入逐月下滑，已連續幾個月全廠沒獎金了。
上任伊始的莫文林副廠長踢不開頭三腳，急了：“幹脆，讓我回去當我的車間主任！”他衝進廠長辦公室，一屁股坐到沙發上賭氣地說。
“哦——，”麵向窗子站著的周誠頭也沒有回，他正在為三車間的問題煩惱，隻淡淡地問道：“你能當一輩子主任嗎？退休不退休呢？”
“那，總不能這樣下去呀！三車間拖了全廠啦……”
“整頓！”周誠猛地轉過身狠狠地揮了一下右手，盯住自己的助手果斷地說：“整頓領導班子，選派硬棒的人去加強管理！老張已找過我兩次了，他是個好同誌，但確實不是帥才。”
莫文林默默地點了點頭。
二
廠黨委會議室裏，郵電器材一廠的決策人物以各自習慣的姿勢散坐在沙發上，嗆人的煙味混合著花茶的清香充滿了整個房間，被動吸煙的周誠竭力調動自己的嗅覺功能舍煙求香，他失敗了，不停地幹咳來清理嗓子。
會議已開了三個多小時，幾個議題都解決了，唯獨在整頓三車間的問題上遇到了麻煩。
三車間的領導班子必須加強，委員們在這一點上是一致的，派誰去卻發生了分歧。廠黨委書記耿方平與廠長周誠意見相左，焦點在如何評價工程師吳大倫。
吳大倫是一九六六年畢業進廠的大學生。十多年來先在三車間當過工人接受工人階級的再教育，後當過生產調度、工段長。他畢業後在留校“鬧革命”之初，當過紅衛兵隊長，是學校有名的“造反派”；但是，一九六七年初全國出現“打、砸、搶”並逐步升級為武鬥後他又以“反到底”的名義辦小報批判“打、砸、搶”，反對“文攻武衛”。因此，一九七一年九月全國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開始，他就被打成“沒填表的五一六分子”，弄回母校關押起來審查了近一年。
放回廠子以後，他一直對關押審查不服氣。“批林批孔”和“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始後，他多次到省革委會，力圖討個說法，在政治上分出個青紅皂白。結果，在粉碎“四人幫”以後他被廠黨委認定為“不安定分子”受到批判審查，下放到四車間絞線機台上去當操作工人。
一九七九年九月，省委對“五一六反革命案”發了平反文件以後，廠黨委才給他恢複工作，並安排他到剛成立的銷售科當了用戶服務隊隊長。
周誠是個重視知識、重視人才的企業家。他當年淪為“走資派”的“罪行”之一是推行“專家治廠”，因為他曾“鼓吹”“人才是企業的生命。不重視人才的人不配當領導，當了也管不好工廠。”他秉性難移，在三車間監督勞動的時候，留意到接受“再教育”的吳大倫是一個善於獨立思考的青年知識分子。一九七三年他重新工作下到三車間當革委會主任的時候，提拔吳大倫擔任了處於咽喉地位的一工段工段長。
周誠認為，吳大倫對三車間的情況熟，業務上是明白人，而且他的組織能力在技術幹部中是為數不多的。他在管理上有自己的創見，當工段長的時候就搞過崗位責任製，建立了以質量為中心的管理製度；最近他還在省經委辦的《經濟研究》上發表了《價值工程與企業經營》和《質量管理與“三包”政策》兩篇論文，很有見地。因此，他是派到三車間挑大梁的理想人選。
耿方平不讚成。
“吳大倫確實在管理上做過一些工作。”他平靜地說。隨即話鋒一轉，眉心打了一個結，顯出慣常的嚴肅：“可惜他遭了‘文化大革命’的禍！他的所謂能力完全來自‘造反’，要是安分守己的話也不會打成‘五一六分子’；寫論文嘛，無非是給自己造影響。我們隻能有限製地使用他。”
“上級領導同誌多次強調‘三種人’不能用。這時候我們怎麼能夠重用他去掛帥呢？！”
他收住話頭，端起茶杯呷了一口花茶，在煙霧中緩緩地掃視著自己的“一班人”。
“造過‘反’就一輩子不能翻身嗎？難道對‘造反派’就不應該全麵地曆史地看待嗎？何況‘文化大革命’後期他還受到迫害被平反哩！”莫文林在三車間當生產副主任的時候，吳大倫是生產調度員，倆人曾經是親密的合作者，盡管他上來的時日還不長，但與廠黨委一班人打交道卻並非三寒兩暑，他直挺挺地坐在沙發上，兩眼迎著書記嚴峻的目光發問。
“‘文化大革命’中魚龍混雜，有些事吳大倫不過是碰得巧嘛！省委的平反文件隻講了‘五一六’問題並沒有否認他是‘造反派’，因此我們沒有在全廠傳達。對他得有一段考查時期。曆史地看，就得有曆史，目前給他下結論還為時尚早。”
耿方平發現莫文林一副不平相，臉上反而露出一絲鬆弛的笑紋，接著轉向大家頗含深意地說：“三中全會以後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改革了，但這絕不意味著不講政治，用人可以重才輕德了。政治仍然是首要條件。我們要認真想一想，黨中央為什麼強調‘三種人’不能使用？還不是為了防止‘四人幫’死灰複燃嘛！”
“同誌們，我們可得注意政治上與中央保持一致啊！”
周誠的心像被人猛然揪了一把，“不突出無產階級政治”是他當年當“走資派”的又一條“罪行”。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繩。他不由得掂量起“一把手”這一番話的分量來。
耿方平看出“統一意見”的時候到了，隻讓沉默保持了十秒鍾。
“三車間的班子暫時不要動吧！是不是讓團委書記佟桂芳去蹲點抓一抓？”
他不愧是十多年轉戰了幾個單位的老政工。每當意見有分歧時，他不僅能抓住對方不設防的部位駕馭局麵，而且還能以不強加於人的態度，采取過渡性的措施到達自己預定的彼岸。
此時，對他的提議不要說這些年裏被強化了政治嗅覺的委員們不好貿然站到周誠、莫文林一邊，就是周誠自己也隻能表示同意。
佟桂芳是廠黨委內定上報的今後的書記接班人，除了還不是黨委委員的莫文林，在坐的都明白，如今正是她去三車間力挽狂瀾大顯身手的時候。周誠怎麼好再堅持自己的意見呢？難道三千多人的郵電器材一廠唯有吳大倫才是人才麼？
三
佟桂芳不到四十歲，是位有事業心的女幹部。耿方平上午向她傳達黨委決定，她下午就把辦公桌搬到了三車間。當周誠到車間想找她談談話的時候，她已經在老張的陪同下挨個到各工段認門去了。
周誠心裏熱乎乎的，一邊在主任室等待，一邊琢磨：她有什麼打算呢？
“我一不懂生產，二不懂技術，不過是趕鴨子上架服從廠黨委的決定。”她趕回辦公室苦笑著對周誠說，“說不上什麼打算。車間六百多人，學徒近五百，我想把力氣花在他們身上試試看。行不行？我可一點把握都沒有。”
……
“唔，大膽地幹。”周誠臨走鼓勵道。他的心裏走時與來時一樣沒有底，隨即找補了一句：“有什麼問題及時找我！”
“嗯。幹兩個月不行，我會找的。”
隨著時間老人艱難的腳步，兩個月慢慢地過去了。兩個月裏，佟桂芳盡心竭力發揮自己多年做青年工作的特長，把青工們攏到一起成立了“青工之家”，組織了郊遊、文娛體育比賽，開展了學雷鋒活動……青工們的精神狀態發生了變化，遲到早退、打架鬥毆的基本沒有了，豐富多彩的業餘文體活動還吸引來了外車間的男女青工……
然而，佟桂芳和老張一起找到廠長辦公室來了。
老張原來等交班，到頭來卻是幼師畢業的佟桂芳蹲點，他心裏涼了半截；看到佟桂芳滿腔熱情，勁頭十足，他不好多說什麼，打起精神盡力合作。看到青工們的變化他暗自點頭。他是個忠厚的工人幹部，對別人的長處從不妒忌，他讚賞佟桂芳的組織能力。但是，沒多久他又無可奈何地暗暗搖頭歎息。他發現佟桂芳到底隻是托兒所阿姨出身的政工幹部，和自己好比是城隍廟的鼓槌——一對，誰也彌補不了誰的短處，又誰也帶不了誰。不是嗎？盡管佟桂芳攏住了青工，卻和自己一樣沒辦法把他們的精力引導到生產和技術這些“正事”上來。機台上的工藝文件被弄得千瘡百孔；工藝記錄簿照舊被撕得雞零狗碎，做了卷煙紙、手紙……；生產計劃還是到月底調整；成品合格率依然達不到考核指標……
特別叫人頭疼的是二工段那位工人紅衛兵出身的工段長“常有理”——常玉生：產品出質量問題，他說是設備故障造成的，該維修工段負責；流水線在二工段堵塞了，他提出人員不足，周轉盤具不足……當初莫文林在任時他唬不住，如今佟桂芳和自己差不多，既懷疑他的話有水分，還得睜著眼上當。結果，“常有理”平時不掙評時爭，工段任務完成不好，評獎金時卻一個子也不少，他在工段還頗得人心。
老張和佟桂芳幾乎同時得出結論：不能這樣下去了！
周誠時刻關心著三車間的情況。兩個月的考察，他認識到三車間的班子還是軟弱。佟桂芳治得了標卻治不了本，盡管她和老張都兢兢業業，但卻需要人幫，需要人帶。
“怎麼辦？”他問自己。
“讓我考慮考慮。”他打發走了找上門的兩位部下。
市場銷售是工廠管理的窗口。生產組織和質量管理各個方麵都將在這個窗口接受嚴格的檢閱。三車間的管理問題終於在“窗口”亮了相，衝擊了黨委，驚動了全廠，揪住了周誠的心。
銷售科吳大倫那個原來十分清閑的服務隊不斷地被用戶告急攪得不得安寧，十多個人兵分幾路都應付不了要處理的質量問題。
內蒙古一個部隊的通信工程等得不耐煩了，直接向廠黨委發出了“通牒”：若再遲延不去處理耐壓問題，將在半個月內訴諸法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