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夫程濤過去的遭遇，鄧昌正麵臨的遭遇，讓我對自己看“牛”的任務彷徨起來。
傍晚，鄧昌被推進屋，一下子癱坐到沙發上。兩個小時的遊街使他精疲力竭了。我打量著不斷喘息的鄧昌，廢紙簍做的高帽子掉到地上，後頸上被紮了好多血道道，細長的脖子上被掛牌子的細鐵絲勒了一道暗紅的血印；眼鏡不見了，腳上隻有一隻鞋……我的心顫抖了，忍不住想伸手去扶他起來回他的房裏去休息。門外傳來換班隊員的說話聲，我下意識地縮回了伸出去的手。
鄧昌緩緩地抬起身子，搖搖晃晃地挪進了儲藏室。他還是那麼傲然，沒有正眼看我。其實，這時我真擔心他看我的眼睛，因為那會暴露此時我內心的矛盾與痛苦，眼睛是心靈的窗戶呀！
不久，輪到我押鄧昌去勞動。“走資派”“叛徒”“反動學術權威”……全校所有的“牛鬼蛇神”全部集中在學校後麵的荒地上拔草。
烈日當空，天地間像大蒸籠，荒地上一片蒿草、芭茅草，沒有一點陰涼的地方。我們這些紅衛兵打著陽傘，搖著扇子，尚且熱得心慌，“黑幫”們蹲在地上與草搏擊，那個滋味就可想而知了。
鄧昌戴了頂草帽，認真地拔著，一棵小草也不放過，既不停息也不東張西望，他似乎不認為這是改造而是創造。我不禁想起了運動前關於他治學嚴謹，一絲不苟，注重腦體結合的美談。他慢慢向前移動，不時扯過肩上的毛巾擦把汗，灰白的襯衫像浸過水似的貼在他瘦骨嶙峋的身上，我感到自己的身上都難受起來。
終於，他遇到了一蔸芭茅草。那草，讓我這樣的小夥子拔起來都要費點神，我不禁為他捏了一把汗。他沒有回避這隻攔路虎，繞著它轉了一圈，用腳踹了踹草蔸子，在手心上唾了點唾沫，揪住草蔸前後左右搖了搖，然後雙腳用力一蹬，身子往上一挺……我不由自主地握緊傘把，暗暗為他加油。
猛地，隨著一聲輕輕的“啊”，鄧昌四肢朝天仰跌在地上，草帽落在一旁，手裏緊緊捏著一把草葉子，那草蔸子卻示威般紋絲不動。霎時，我忘掉了周圍的一切，也忘掉了自己的任務與鄧昌的身份，嘴裏跟著“啊”了一聲，衝過去扔了扇子一把把鄧昌拉了起來。
鄧昌一身灰土，他一邊拍打，一邊眯起眼注視了我一眼。在一個多月的看管中，我們的目光第一次直接發生碰撞。我隻感到那幽深的目光穿透了我的心，窺見了我心底的秘密。那目光是友善的，充滿了信任與期待。但是，他什麼都沒有說，朝手心吐了口唾沫又對那草蔸子動手了。我丟掉傘，一個箭步衝上去，抓住芭茅草蔸子使出全身力氣一下子便拔起來了；同時順手扶住身體失去了重心又要仰麵倒下去的鄧昌。
……
我的“越軌”行動，結束了我看“牛”的任務。因為我“在對敵鬥爭中對敵人仁慈，立場不堅定”。不久，紅衛兵大隊部免去了我的中隊勤務員職務，讓我回班級去與非紅衛兵同學一起印傳單、刷大字報、張貼大標語。
“六月兵團”提審鄧昌以後，為解心中疑惑，我抽時間到檔案館查找了三十年代國民黨有關反省院的背景材料。我了解到，黨組織當年確實指示幾十名關在反省院的共產黨人登報聲明“擁護蔣委員長抗戰到底！”鄧昌講的是事實，“六月兵團”是斷章取義地盲從於康生。我對康生指鹿為馬的別有用心產生了懷疑。
我感到看“牛”是在為整人當幫凶，想辭去。但是，想到運動結束以後的政治結論，想到結論對工作分配的影響……我打消了請辭的想法。我想，還是留下吧！不要去傷害鄧昌就行了。
然而，思想感情支配人的行為。麵對現實的時候，根本無法堅持“中庸之道”。如今，大隊部的決定解脫了我。我明正言順地離開了當初感到光榮的看“牛”崗位。
我把紅衛兵袖章當做紀念品收進了自己的木箱。我也沒有回班裏去印那些真偽難辨的傳單。一頭紮進了學校圖書館，開始了“自修大學”生活。我不僅看自己專業的教材；還讀哲學、曆史；研究黨史、法律；練習書法和文學寫作……我成了“無政府主義”者，地地道道的“逍遙派”。
看“牛”的過程中，因鄧昌“叛徒”問題引起我對康生的懷疑一直不能釋懷。我查了有關康生從山東到上海，後到延安，再到北京的各個曆史時期，資料顯示：康生曆史上就是一個極左派。尤其是延安整風和“文化大革命”中，他寧“左”勿右，坑害了很多革命者。毛主席在延安整風中發表《改造我們的學習》，提出“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就是為了糾正極左路線，撥正整風方向。
我將自己的建議、看法及相關資料全部寫入信中，交給了學校革委會主任。
解決了自己看“牛”期間產生的遺留問題，我離開了可愛的學校，離開了我看守的“牛”——一隻受傷的鷹——老校長。
一九八〇年九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