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過紅衛兵指揮部的介紹信以後，我把鄧昌叫出來交給了兵團的大個子團長。然後，退到了一旁。
“鄧昌，黨的政策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你清楚不清楚？”團長斜靠在臨窗的大寫字台上，雙手插在腰間的皮帶裏，威嚴地向他講政策。斜陽透過窗外的柳絲落在他的小平頭上，灑到臉上，映得他的臉上斑斕如塗了一層五彩，看不大清他本來的麵目了。我有點忍俊不禁，但看看周圍橫眉冷對的兵團戰友，意識到自己的身份，便趕快轉頭把眼光落在自己的紅袖章上忍住了。
“工作中的錯誤，生活上的缺點，我隨時準備向廣大革命群眾檢討並努力改正。”鄧昌站在客廳中央，兩眼平視團長，不緊不慢又帶點愧疚地回答。
“錯誤——？！”團長瞪著鄧昌，冷笑一聲，“說得輕鬆，是罪行！你裝什麼蒜？”接著威嚴地喊道：“我提醒你，交代一九三六年在國民黨蘇州反省院叛變的經過！”
“叛變？！”我猛吃一驚。也憤怒地盯住鄧昌，對叛徒我感到可恥可恨。
“……”鄧昌無語，把眼鏡取下來握在手裏，眯著眼盯著團長，一副不屑理睬的模樣。
“這麼頑固不化，該咋辦呢？”我暗自尋思。
“說！”冷不防，兵團紅衛兵發出了怒喝。“啪！”一個英姿煥發的女紅衛兵采取了“革命行動”，小巧纖白的手在鄧昌後腦門上拍了一記，喝道：“把頭低下！”
一時間，我感到不快，有必要“觸及皮肉”嗎？
鄧昌的頭朝前點了一下，又反彈似的迅速回到原來的位置，隻是收回目光，垂下雙眉，然後仍然帶點傲氣地申辯說：“我沒有叛變！我被敵人折磨得渾身是病，九死一生……”
“哼！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團長打斷了鄧昌的話，“告訴你，鄧昌！康生同誌多次講‘什麼時候你們揪鄧昌都沒有錯，早在三十年代他就當了叛徒。’我們已經查出你發表在國民黨報紙上的叛黨聲明，你還是放老實一點好！”
“……”鄧昌戴上眼鏡，重新盯著團長，鏡片下的眼睛閃著冷冷的光，沒有吭聲。
“怎麼？還要我提醒你嗎？”團長耐不住沉默，“你聲明‘擁護蔣委員長’，這不是賣身投靠的證據嗎？”
看來，“六月兵團”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們真行啊！我佩服地想。
“啊——，是這麼回事，”鄧昌若有所悟地歎了口氣，好像得到解脫似的說：“當時正是西安事變之後，國共合作攜手抗日，我是按黨的指示發表聲明出獄的。我的聲明是‘擁護蔣委員長抗戰到底’嘛！”鄧昌露出了昔日在大禮堂的講台上縱橫捭闔的神態。
“什麼，國共合作……黨的指示……‘擁護蔣委員長’……‘擁護蔣委員長抗戰到底’……到底怎麼回事？”我惶惑了。我盯著鄧昌平靜的麵孔，想探尋究竟是咋回事。
“胡說！”團長激怒的喝斥聲驚醒了我。我發現對麵兩個兵團戰士的臉上也閃過一絲迷惘。
忽然，團長從靠坐的寫字台邊跳過來，在鄧昌瘦削的臉上，左右開弓，狠狠扇了兩耳光，把眼鏡都給扇飛了。“我們黨決不會指示人去當叛徒！不許你詆毀黨！你也休想蒙混過關！”
有理說理，我對團長起了反感。他的耳光解決不了我心中的疑惑。我想，對他的兵團戰士也解不了惑。
團長沒有理會別人有什麼感受，他狂怒地把手一揮：“走，不老實，拉去遊街！”
提審就這樣結束了。兵團押走了鄧昌。
看來，兵團並無意深究鄧昌到底是不是叛徒。也許他們認為對鄧昌已作了“叛徒”的結論，無須辨別真偽了，與鄧昌“拚刺刀”無非是運動轟轟烈烈的需要。當年，土改運動中鬥地主時，積極分子們追問渾身哆嗦的地主：“說！財寶藏在哪裏？”其實，十之八九，財寶早就被清查出來了。鬥地主、追財寶無非是證明窮人當家做主人，土改轟轟烈烈的情勢需要罷了。聯想讓我更迷惑，鄧昌與地主老財是一回事麼？為何曆史會重現相似的情景？
口號聲，嘈雜聲……朝著教學區方向遠去了。我還愣怔在鄧昌的客廳裏，“……‘擁護蔣委員長抗戰到底’……‘擁護蔣委員長’……”鄧昌的申辯與團長的話，像走馬燈似的在我的腦海裏旋轉。
“如果鄧昌講的屬實，即使不是黨指示的，也說不上是叛變投敵呀！？”
“為什麼說鄧昌是叛徒呢？”
我不由得想起了我的姐夫程濤。他原來是一個很能幹的鄉黨委副書記兼鄉團委書記。可是一九六四年“四清”運動時被開除了公職和黨籍。原因是他參加過反動組織“三青團”，是混進革命隊伍的壞分子。程濤曾反複申辯，說自己解放前夕在重慶朝天門碼頭當苦力時隻有十五歲，有人來說是“三青團”，還把他們一幫苦力登了記，自己根本不明白“三青團”是怎麼回事，也沒有參加過任何活動就解放了。但是，工作組不予理會，也不考察他解放以來的政治表現，隻憑舊政府檔案裏那一本“三青團”名冊為他定了性，“砍殺”了一個有為青年的政治生命，使一個舊社會苦力變成了新社會的“牛鬼蛇神”，靠幫人做掛麵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