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段難忘的經曆：看“牛”。“牛”，“文化大革命”中對“牛鬼蛇神”的簡稱。
上大學後，隻上了一年半課便停課鬧革命的我，今天能勝任企業管理工作，要感謝那一段看“牛”的經曆。
還是從風雲突變的一九六六年夏天講起吧。
“六月烽火”之後，冷落了一個多月的“文化大革命”，於八月初在《炮打司令部》的進軍號角中，重又轟轟烈烈起來。真個是“隻爭朝夕”，一夜之間我們全校的“紅五類”都戴上了“紅”袖章，成了“造反派”紅衛兵。我也忝列其中，而且光榮地被選為中隊勤務員，也就是中隊長。
從此，在“天兵怒氣衝霄漢”的革命狂飆席卷下，我再也不能在宿舍、教室、圖書館三點上平靜地生活、學習了。我們學校被指認是個修正主義大染缸，培養的都是“修正主義苗苗”。我這個書呆子深感不安，心中告誡自己不能糊裏糊塗地成為修正主義的“苗子”，一定要積極投入“文化大革命”的滾滾洪流中去，把自己錘煉成又紅又專的紅色革命接班人。
機會來了。當上紅衛兵沒多久，我和我們中隊便接受了看“牛”任務，具體是看管學校頭號“黑幫”、校黨委書記兼校長鄧昌。
在紅衛兵大隊部，我像在硝煙彌漫的戰場上接受戰鬥任務一樣，莊重地從大隊長手裏接過了鄧昌家的鑰匙。望著手中的鑰匙，一種神聖的感覺油然而生，自豪感和責任感在我二十年的人生中，達到了“史無前例”的程度。莊嚴的任務誘惑著我，我沉醉在對執行任務的向往中，騰雲駕霧般回到中隊部。
兩年前，我入學的時候，接待新生的大哥哥大姐姐們第一個介紹的就是校長鄧昌。當時，他們都是他的崇拜者。鄧昌是三級高級幹部，抗戰時擔任過中共華東局的宣傳部長兼黨校負責人；他不僅是革命家，還是教育家、哲學家、文學家，三十年代是“左聯”成員，曾被人出賣坐過牢……運動之前，他身兼數職，包括榮譽職務，頭銜近二十個。
入學兩年，我始終是個平頭百姓，無緣得見校長。因此，我認識他，他卻不認識我，全校學生一萬多呢！
我遠遠地見過鄧昌，他舉止瀟灑，穿戴筆挺，有棱有角，架一副玳瑁眼鏡，很有高幹的派頭和學者的風度；他身材高挑而清瘦，運動以來，有漫畫把他畫成一根晾衣竿，實在是抓住了特點，惟妙惟肖。不過，聽大哥哥大姐姐們講，前幾年時興舞會的時候，每周六晚上，他一次也不落下，跳起來姿態優雅，絕不因“竿”形形體而稍有遜色，並且還有幾位漂亮的教職工輪流做舞伴，風流倜儻可以想見。
他作報告，隻一紙提綱，廣征博引，妙趣橫生，豐富的語言像泉水般潺潺而流，一兩個小時源源不竭。這一點，我是特別的欽佩。因此，每當他作報告，我從不放過，更不會在場上打盹。
時代變了，世情起了變化。想不到，現在我要與鄧昌麵對麵地打交道了。昔日無緣高攀，今日呼喚在我，當一個“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真爽氣啊！
我帶著幾名隊員搬進了鄧昌的家——闊氣的四室一廳。讓他搬進了十平方米的儲藏室。
鄧昌身居鬥室，四麵楚歌，卻仍然十分愛整潔，灰白的頭發紋絲不亂。麵對麵近距離我才看明白，他原來長了一張刀削臉，兩個嘴角總是撇著，似乎時刻都在輕視一切；他那鏡片下的兩隻眼睛輕易不盯著人看。偶然掃你一下，隻見兩道寒光，威風不減。我暗暗提醒自己：為了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要勇敢鬥爭，這是一個不願“自動退出曆史舞台”的角色。
鄧昌的政治前程不妙，而生命之火也十分虛弱。我在他那被抄得亂七八糟的書架上，發現了他的部分病曆，原來，他的胃因胃癌切除了三分之一，肝髒輕度纖維化，處於肝硬化前期。前些日子，有大字報說他生活腐化，披露的“秘聞”中，有一條是說他非無錫大米不食，並且不食半截米，每餐要保姆選米下鍋。此時，我倒沒見過他隻吃無錫米，也沒見有保姆選米，隻發現他多半喝菜湯，吃白粥，而且隻用拳頭大的碗吃大半碗。他每天早上六點準時起床，堅持在儲藏室的小窗前靜立作深呼吸，比畫一會太極拳，然後喝半杯白開水，極其準時規範，大有不甘衰敗的情勢。
他有不服整的氣勢，卻又配了個不景氣的軀體，經得住鬥麼？我約束隊員們：堅決按《十六條》辦，“要文鬥，不要武鬥”。我看過末代皇帝溥儀寫的《我的前半生》，戰犯監獄裏那些管教幹部的工作堪稱典範，他們從不觸及皮肉，卻改造了戰犯。文鬥改變了皇帝，鄧昌呢？
唉，現實多麼複雜啊！我到底是個書呆子，終究成不了“革命棟梁”。一句話，看“牛”不到兩個月，“牛”沒有變，我卻變了。鄧昌沒有直接與我講過一句“私房話”，是“實事求是”讓我自己教育了自己。
一天下午，“六月兵團”提審鄧昌，說要和他“拚刺刀”。他們不愧是學校裏響當當、硬邦邦的造反派，提審辦法別出一格，與我接待過的前幾批都不一樣，真的體現了“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我還是在土改運動中當兒童團時，在鬥爭地主的場麵上見過。
他們一進門，先在屋內掛滿大標語，讓鄧昌必須老實交代……在儲藏室，他們用大標語把雪白的蚊帳糊了個密不透風，那意思是叫鄧昌寢不安席，時刻考慮“老實交代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