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伯伯看完逮捕證怒罵起來：“他媽的，真是這麼回事！這叫什麼反革命？狗屁！如此說來，我也夠他媽的格了！”我不明白老伯伯後麵這句話是什麼意思，疑惑地望著他，沒有言語。
“老頭子，隔牆有耳，你小聲點嘛！”老媽媽著急地小聲提醒老伯伯。
“怕什麼，開除我的黨籍？坐牢？這是胡整！”老伯伯不在乎地向老媽媽搖搖手，隨即轉向婆婆卻把嗓門放低了些，說“老嫂子，哭個啥？曆來忠臣多劫難，百姓心中自有秤，總有一天會澄清的。”他勸人的話就和棒槌似的，硬邦邦的。
老伯伯的話深深地留在了我的心裏。八年間，我不止一次想起這句棒槌似的話。
從此，兩位老人隔天就來看望我們一次。真難為他們了，每次一來回的路就近十裏。我心裏不明白，鄰居們都不敢公開和我們來往，兩位老人為什麼卻不避嫌？是可憐我們的遭遇或是有什麼想法？
不久，我就清楚了一切。
老伯伯姓王，是三輪車工人。他和王媽媽是一對患難夫妻。
解放前夕，年輕的王伯伯在鐵路上當搬運工。一天，一個瘦小的逃荒女人倒在鐵道邊，看樣子又病又餓。他把她背回自己那個工棚裏，熬湯喂水，救活了過來……後來，他們就成了夫妻。可惜的是，王媽媽得了一場婦科病，九死一生，身體很差，不能生孩子，至今老夫妻倆無兒無女。看起來王媽媽年紀似乎大些，其實她比王伯伯小五歲多。
王伯伯在全市的三輪車工人中很有影響力，不僅因為他是解放之初在“清匪反霸”中入黨的老黨員，還因為一九六七年夏天全國武鬥日益嚴重的時候，他一個人扛著“反武鬥獨立大隊”的旗幟在全市宣傳“要文鬥，不要武鬥”的指示。他一無宣傳車，二無宣傳器材，三無辦公地點，他的宣傳陣地就是他謀生的工具——三輪車，他的宣傳手段就是“紅喇叭”。所謂“紅喇叭”，就是用硬殼的馬糞紙卷成喇叭，然後在外麵糊上一層大紅紙。那時候，王伯伯蹬著三輪車專到市裏人多的地方去，在招展的隊旗下，他挺立在車上，手舉“紅喇叭”號召人們“要文鬥，不要武鬥”。同業兄弟們勸他小心些，王媽媽為他擔心，他一律當成耳旁風。終於在供電局發生武鬥時，他蹬著宣傳車跟隨軍區去製止武鬥的解放軍，到雙方對峙的現場高喊：“‘文攻武衛’害死人！”結果，一發流彈打穿了他的右腿……傷好以後，他更加不遺餘力地宣傳“要文鬥，不要武鬥”的指示，更加不顧一切地聲討江青的“文攻武衛”。難怪他說“當反革命我早就夠格了”。我對老人充滿了崇敬，慶幸自己在不幸中遇到了親人。
不久，我得到通知，德生被判了刑。當時我想，男人當“反革命”坐了牢，這對於我該是人生裏最大的打擊了吧？！然而，我想錯了，沒過多久，一個接一個的打擊直接降臨到我的身上。
我的孩子還沒有過滿月，局裏一個叫“三辦”的機構找我去訓話。他們說，掌握了我支持鄭德生從事反革命活動的證據，要我老實交代，不要自絕於人民。隔天叫去訓一次。我對德生的事確實一無所知，沒有辦法交代，訓話受屈時真想一頭撞死在牆上，一想到孩子又挺了下來，隻好沉默。沉默，又說我頑固不化，態度惡劣，於是又把我叫到批鬥會上去“陪鬥”，接受群眾教育。就這麼翻來覆去，整得我筋疲力盡。身處其境，我深深地體會到了王伯伯憤怒地稱為“胡整”的含義。
那些日子，我堅持以沉默應付一切，既不辯解也不求情。最後的結局，我不僅僅是“反革命家屬”，而且成了被實行“群眾專政”的壞分子，在廠裏監督勞動，每月隻發三十元生活費。
“三辦”的人一再警告我，要與鄭德生徹底決裂，要考慮今後的出路和孩子的前途。我用王伯伯在看到德生逮捕證那天講的話激勵自己，堅信德生不是反革命，橫下一條心堅決不離婚再嫁人。然而，孩子怎麼辦呢？“反革命子女”的可悲命運，令人不寒而栗。
每天從廠裏回來，我要去菜市場揀一點還可以吃的菜，然後再去翻垃圾桶拾破爛賣，星期天還要到十裏坡幫上坡的人力車拉邊套掙幾個零錢，不到兩個月我便累得走路都吃力了。孩子的營養跟不上，一天比一天瘦。望著哭鬧的孩子，我和婆婆商量後決定：找個好人家，把孩子送給人家。我在心裏對孩子說：隻要你健康長大，今後前途光明，媽媽就不枉生了你。
孩子的去處還沒解決，一個新的打擊又來了：婆婆思念兒子，又心痛我和孫子，身體一天天垮下去，不久便住進了醫院。我賣掉家裏值點錢的東西給婆婆治病。可是，我顧得了醫院又顧不了還不滿半歲的孩子，向廠裏請假，根本不批準。
這可怎麼辦？想來想去，還是照顧婆婆要緊，孩子必須馬上送人。
正在我為難之時，這天晚上，王伯伯和王媽媽又來看望我們了。我強忍心中的苦痛，依舊和往常一樣迎接二老。可是，當王伯伯問起婆婆住院有什麼難處時，我一時把持不住自己，慌亂中竟支支吾吾地編不出說詞。王伯伯目光灼灼地盯著我，突然大聲問我：“玲子，你有心事瞞著伯伯！你對我們信不過？！”從小失去父母的我，麵對老人真摯的目光，再也無法控製自己，一下子倒出了心中的一切。
屋子裏一下子靜得出奇，兩位老人都陷入了沉思。忽然，王伯伯朗朗地說：“好啦，我的出身好，我家成分硬，我們老兩口又沒有後人，這樣吧，你就做好事把孩子送給我做孫子好了！”
王媽媽認同地點點頭。
“你們……”我遲疑了：除非家族內部過繼，按常情孩子是不送熟人的，不然的話，將來孩子長大了，會出現一大堆問題。
王伯伯像看透了我的心思，衝著我說：“不要緊，為了孩子，今後我們兩家不再來往就是了。不過，你盡管放心，孩子跟著我們絕不會遭罪。”孩子跟上這樣的老人，我當然放心，於是毫不遲疑地答應了。
就這樣，王伯伯老兩口抱走了孩子。孩子沒有哭，他太小，什麼都不曉得，我追出門，望著王伯伯他們消失在夜色裏。我不由自主地遠遠跟著，不知不覺跟了三條街，猛地想起婆婆還在醫院裏，於是拖著沉重的腿轉回身。回到家，看到空空的搖籃，我後悔孩子送走了自己竟連一個官名都沒有給他取！
第二天，我家的門縫裏塞進了三百元錢和一張紙條，紙條上寫著：“玲子，三百元錢拿去給你婆婆治病，不用還，就算我給孩子的出生費。”望著紙條，我的眼淚止不住地往外流：孩子被我“賣”掉了，王伯伯的錢堵死了孩子再回來的路了，我在心裏不由得埋怨王伯伯，拿起錢衝出大門，愣愣地望著過往路人，直想放開嗓子喊：“我不賣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