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20世紀60年代中期：曲終舞畢人不散
為了落實周總理的設想，創作有民族特色的芭蕾舞，1963年底文化部副部長林默涵邀請了北京舞蹈學校、中央音樂學院、中國舞蹈家協會的有關同誌，一起討論製作革命題材的芭蕾舞劇。林默涵提議改編電影《達吉和她的父親》，認為影片在扣人心弦的故事中展示了新舊兩個時代彝漢兩個民族人民命運的變化，表現出無產階級的人情美和人性美。思路打開以後，大家各抒己見。李承祥提出改編電影《紅色娘子軍》，理由是該片在國內、國際上都獲獎了，得到國內外觀眾的高度肯定和讚譽。劇中人物瓊花、洪常青、南霸天性格鮮明，深入人心；海南的熱帶自然風景優美，黎族風情可以豐富舞台的視覺效果；影片以娘子軍的戰鬥生活為題材，適合芭蕾舞以女性舞蹈為主的特點。這一提議，得到大多數與會者的讚同，林默涵當場拍板，決定將《紅色娘子軍》改編成芭蕾舞劇。第二年年初，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改編創作組成立，李承祥任組長，作曲家吳祖強和演員劉慶棠（洪常青扮演者）任副組長，成員包括編導王錫賢、蔣祖慧，留蘇歸來的舞台美術設計師馬運洪，瓊花扮演者白淑湘等人。創作成員滿懷激情地投入到具有中國特色的大型芭蕾舞劇的創作中去。
1964年2月，創作組到海南深入生活，途經廣州時拜會了《紅色娘子軍》電影劇本作者梁信。3月，創作組回到了北京，開始緊張有序的改編和排練。改編主要從兩個方麵入手，一個是精簡人物，一個是濃縮情節。改編後的人物個個性格鮮明飽滿，故事情節更加精簡凝練。1964年9月26日，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在北京天橋劇場正式公演。周恩來總理觀看演出後走上台，對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給予了肯定，高興地說：“我的思想比你們保守了，我原來想，芭蕾舞要馬上表現中國的現代生活恐怕有困難，需要過渡一下，先演外國革命題材的劇目，沒想到你們演出得這樣成功。”①李承祥：《〈紅色娘子軍〉四十年》，《舞蹈》，2004年第3期。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在天橋劇場連演了三天，整個北京為之沸騰起來，熟悉的曆史記憶、動人的形象和精湛的舞技使無數觀眾為之傾倒。10月8日，當人民大會堂小禮堂的大幕徐徐拉開時，毛澤東、劉少奇、朱德等中央領導靜靜地坐在台下。演出結束後，毛主席上台與演員合影，並說了三句話：“方向是對頭的，革命是成功的，藝術上也是好的。”①中國舞劇團：《毛澤東思想照耀著舞劇革命的勝利前程——排演革命現代舞劇〈紅色娘子軍〉的一些體會》，《紅旗》，1970年第7期。這三句話為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定了性，也使1964年10月8日被定為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的生日。《紅色娘子軍》為世界芭蕾帶來了一次革命。芭蕾中的主角，第一次由不食人間煙火的小仙女變成了英姿颯爽的戰士；芭蕾舞演員第一次在舞蹈中舉起鋼刀鋼槍，顯示出鮮明的時代氣息；而那一片片綿延的椰林，那盛開著木棉花的英雄樹，那充滿南國風情的黎族少女舞和鬥笠舞，也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
正當觀眾為《紅色娘子軍》所取得的成就歡呼雀躍時，政治野心家卻在文藝界醞釀著毀滅性的風暴。早在1962年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康生就提出小說《劉誌丹》有嚴重的政治傾向，是“為高崗翻案的反黨大毒草”。毛主席根據會議提供的材料作出“利用寫小說搞反黨活動”的論斷，進一步助長了黨內粗暴對待文藝問題的惡劣風氣。到1963年，柯慶施在上海部分文藝工作者座談會上提出“大寫十三年”的口號，不久張春橋、姚文元又對這一口號進一步發揮，宣稱文藝的題材決定文藝的性質，隻有寫社會主義時期的生活，才是社會主義的文藝，否則就不是。同時，他們又到處搜集材料，批判昆曲《李慧娘》、廖沫沙的文章和《王孝和》等電影，給它們扣上莫須有的罪名，造成一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緊張空氣，製造文藝界一團漆黑的假相。毛澤東相信了陰謀的謊言，非常憤怒，作出了對文藝影響重大的兩個批示。批示下達後，文藝界被迫再次整風，全國迅即卷起一陣極“左”的批判浪潮，鋒芒銳利，罪名讓人匪夷所思。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作出很大的努力，力挽狂瀾，但江青、康生等人惟恐天下不亂，興風作浪，使文藝界的極“左”思潮惡性發展。在政治的高壓和極“左”的文藝政策下，敢於說真話的文人墨客幾乎都被打倒，被扣上“反動權威”、“反革命分子”、“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執行者”、“文藝黑線人物”等等形形色色的帽子。剩下的變得謹小慎微，他們要麼附和，要麼緘默，膽戰心驚地度日如年。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雖然得到中央領導的高度肯定，在劇院出現曲難終、人不散的熱烈氣氛，眾多批評家也被其精湛的藝術魅力傾倒，但是他們仍然不敢暢所欲言。偶爾有一兩個人發聲，也把讚譽給了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讓《紅色娘子軍》在批評界又一次受到不公正的冷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