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革”時期:芭蕾舞劇《白毛女》的命(1 / 2)

三、“文革”時期:芭蕾舞劇《白毛女》的命

1964年初,上海市舞蹈學校決定根據同名歌劇改編創作芭蕾舞劇《白毛女》。校長李幕琳組織了編導胡蓉蓉、傅艾棣,作曲嚴金萱三人創作組,請上海人民藝術劇院院長黃佐臨擔任藝術指導。經過四個月夜以繼日的創作和排演,芭蕾舞劇《白毛女》的最早雛形,就是由蔡國英、顧峽美等主演的小型芭蕾舞劇片段《白毛女》,在當年5月的“上海之春”文藝彙演期間,進行了實驗性的演出,並得到了廣泛的好評。經過第二輪重新修改的芭蕾舞劇,在1965年第六屆“上海之春”上進行公演時,已經由原來的一幕改成了八幕芭蕾舞劇,演出轟動一時,盛況空前。該劇得到了周恩來和陳毅等老一輩革命家的好評。1967年4月24日晚上,江青陪同毛澤東首次觀看了芭蕾舞劇《白毛女》的演出。毛主席稱讚道:“《白毛女》好。”因為這樣一句話,江青把《白毛女》列入“八個樣板戲”之內,進行反複修改排練。六十年代末,江青責令親信於會泳再次督陣修改《白毛女》。該劇於1970年由上海電視台聯合上海電影製片廠,拍成了黑白的電視屏幕複製片。第二年,更拍攝成舞台藝術片。1972年,影片在全國範圍內大規模地反複放映。1975年,整個《白毛女》劇組奉命被調往北京,對《白毛女》進行大修改,硬是把這出早已成形的好戲,改得麵目全非,修改未成功,也未進行公開演出。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幫”,芭蕾舞劇《白毛女》才又恢複原來的麵貌。

與歌劇相比,芭蕾舞劇《白毛女》的中心主題發生偏轉,由階級鬥爭的主題取代了“舊社會把人逼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的主題思想。1967年6月11日《人民日報》上發表的一篇評論文章透露出了改編後的舞劇主題與歌劇主題的不同:“一條階級鬥爭的紅線貫穿在《白毛女》這部劇作中,通過舞劇所塑造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對廣大觀眾揭示了:在沉重的奴役壓迫下的舊中國農民,始終沒有屈服,而是頑強不屈地英勇戰鬥著!”①公盾:《談芭蕾舞劇〈白毛女〉的改編》,1967年6月11日《人民日報》。舞劇側重的是劇作中的反抗與壓迫,它要借劇情的發展向人們闡釋農民與地主之間嚴酷、激烈、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在歌劇中,壓迫與被壓迫的矛盾其實也貫穿始終,但歌劇是展示新舊社會中人的命運,舞劇則強調階級鬥爭的激烈殘酷。

而舞劇主題的偏轉主要是通過對人物形象的重新塑造體現出來的。“《白毛女》應該以階級鬥爭作為紅線貫串全劇……突出喜兒、楊白勞敢於反抗敢於鬥爭的革命精神。”①傅艾棣:《要把革命樣板戲搞得好上加好》,1968年5月22日《文彙報》。在歌劇中,楊白勞是舊中國麵對黑暗勢力的壓迫無能為力,受盡屈辱的普通農民的典型。而在舞劇中,楊白勞一改歌劇中那種軟弱可欺,忍辱自盡的形象,成為一個不甘受壓迫、敢於抗爭的農民英雄。麵對前來逼債搶人的黃世仁,他高高舉起了挑豆腐的扁擔,由於抗爭被地主活活打死。“這一扁擔,大長了貧下中農的誌氣,大滅了地主階級的威風。”①傅艾棣:《要把革命樣板戲搞得好上加好》,1968年5月22日《文彙報》。楊白勞的命運結局在舞劇和歌劇中是一致的,但由於舞劇中導致死亡的情節更換,人物死亡的內在意義也就發生了變化:由屈辱含冤而死變成為不屈抗爭而亡。這種籠罩於楊白勞身上的神聖光環放大了劇情中的階級衝突的不可調和以及階級鬥爭的激烈殘酷。“對於喜兒的處理,我們也突出了她的鬥爭性和反抗性,她從黃家逃出後,在深山野林中,勇敢地和大自然進行搏鬥,堅強地活下去,堅信總有一天窮人會有翻身出頭的日子;在奶奶廟裏,喜兒懷著滿腔怒火,舉起香爐向黃世仁扔去,階級敵人嚇破了膽,如喪家之犬,抱頭逃竄,狼狽不堪。這樣,一個貧農的典型形象就在舞台上屹立起來了。”①傅艾棣:《要把革命樣板戲搞得好上加好》,1968年5月22日《文彙報》。可見,喜兒已由一個淳樸活潑的農村少女一躍而成為滿腔階級仇恨的複仇女神,胸中時時都有一團複仇的火焰在燃燒。對反麵人物形象的塑造也如此,為了表現黃世仁的剝削階級本質,芭蕾舞劇把黃世仁的形象由歌劇中對日寇的恐懼,變為超曆史的惡霸地主,不僅是漢奸,還幹盡搶人、逼債等壞事。

芭蕾舞劇在中心主題以及人物形象塑造上的變化,是有其特定的時代意蘊和社會背景的。舞劇的改編上演時值“文革”初期,國內各個領域都充斥著劍拔弩張的路線鬥爭的“火藥味”。在文藝舞台上,渲染對敵鬥爭,強調階級鬥爭的尖銳性、普遍性已成為一種時尚。“改戲的過程也是兩條路線的鬥爭過程,我們必須狠抓革命的大批判,肅清文藝黑線在我們隊伍中的各種流毒,使《白毛女》按照毛主席所指出的道路,‘沿著工農兵自己前進的方向去提高,沿著無產階級前進的方向去提高’。”①傅艾棣:《要把革命樣板戲搞得好上加好》,1968年5月22日《文彙報》。因此,《白毛女》的改編突出“階級鬥爭”的主題,是迎合了當時的時代觀念和要求。但是用今天的眼光來看,舞劇中對人物形象的“神化”處理,使人物過於抽象化,“文化大革命期間產生的文藝‘範本’(即合乎激進派的文學規範的作品),無不具有鮮明‘象征’特征”。在那個時代,“對過去的文學文本的改寫(重寫),也表現出一種削弱‘寫實’性而加強‘象征’性,加強‘理想’色彩的傾向。”①洪子誠:《關於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中國文學》,《文學評論》,1996年第2期。無論如何,芭蕾舞劇《白毛女》還是成為了20世紀中華經典舞劇,是中國芭蕾的奠基作之一,在海內外都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