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20世紀70年代、90年代：
新時期關於浩然的兩次爭論
對於浩然的爭議間歇地貫穿於新時期的中國當代文學曆史進程之中。早在70年代末期，人們從“文革”的長期封閉狀態中解放出來，開始對那段曆史的審視與反思，浩然當然作為一個個案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之一。這次批判起於1978年對“文藝黑線專政”的批判，讀者對浩然的批判主要針對的是他在“文革”時期創作的詩體小說《西沙兒女》和《百花川》。當時各地報刊相繼批判浩然的創作，稱之為“毒草作品”，認為浩然的創作存在主題先行的問題，“從革命文學，到奉命文學，到陰謀文學，這便是浩然所走的‘新’道路的全過程”。①盧評：《這是一條什麼新的創作道路？》，1978年5月2日《文彙報》。在1978年短短一年時間內，對浩然的批評文章多達四十多篇。它們散見於《文彙報》、《天津文學》、《南方日報》、《北京文藝》、《光明日報》、《廣州日報》等國內重要媒體，批評之聲不絕於耳。文章大多集中在對《西沙兒女》和《百花川》的批評，認為浩然的創作是按照江青等人的旨意而進行的創作，是歪曲曆史，美化“四人幫”的陰謀文學。
浩然並不同意當時人們對他的批評，他在1984年曾經說過：“我承認時代的局限性，意識到自己無力完全突破這個局限，所以對自己走過的創作道路，隻把過失當做教訓，當做繼續向前追趕的動力，從不後悔，更不因悔恨而沉淪。對已經公諸於世、成為社會之物的自己寫的作品，保持有主見的虛心和冷靜態度，不為它所遭受的褒貶所左右；盡量地自知自明、自信自強、別說糊塗話，不說獻媚話，更不說假話。”①浩然：《追趕者的幾句話》，《浩然研究專集》，百花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第64頁。浩然始終堅信他的創作表現了農民真實的想法、描述了農村真實的生產狀況、充分表現了農民對黨的政策的擁護和對社會主義道路的向往，所以他從來就不後悔。這樣的立場體現了作家的倔強個性。
這一段對浩然的爭議隨著時間的推移漸漸平息了下來，但是，作為當代文學史上重要的一個部分，“十七年文學”是人們不得不關注的話題，浩然作為這一時期主要的作家之一也無法回避人們對他的關注。
當時間推移到1990年代中後期時，浩然再次成為大家關注的焦點人物。1994年，浩然的《金光大道》四卷出版發行，當時多家媒體報道了人們排隊踴躍購買的盛況，這引起了人們的關注與爭議。爭議一直延伸到對他的人品的質疑。1994年10月29日，《文彙讀書周報》上發表了署名為艾春的文章《關於〈金光大道〉也說幾句》。他認為：“從六十年代毛澤東強調‘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以來，他的創作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其標誌是長篇小說《豔陽天》的出版”，“這樣的生活圖像，戲劇性當然很強，但究竟是真實地反映了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農民的精神麵貌，還是為了圖解錯誤的政治口號而歪曲了生活真實，在經過了慘痛教訓以後的今天，其實是不言而喻的。”①艾春：《關於〈金光大道〉也說幾句話》，1994年10月29日《文彙讀書周報》。他認為《豔陽天》所反映的狀況是違背當時的社會現實的，是極大地美化了痛苦的現實，認為浩然自稱的“有意識要把這段曆史記在‘真實’的賬上，不但強調‘原汁原味’，還告誡讀者‘不要帶新的框框去評價那段曆史’”是值得懷疑的。同年11月13日，《文彙報》發表了楊揚的題為《癡迷與失誤——讀〈金光大道〉想到的》的文章。文章也是針對《金光大道》而展開的批評。他認為浩然缺乏自我反省的精神，“浩然對於自己以往創作的這種熱情和眷戀是盲目而狹隘的，甚至是極其可悲的，因為作者太癡迷於自己以往的‘輝煌’曆史，而對自己在那一段黑暗曆史時期所寫的作品，竟連一絲一毫的警覺和反省都沒有，這種癡迷，不要說與作家所應具備的自我反省要求，相距甚遠，就連一般人對‘文革’所具有的最最起碼的憎惡和反省要求都沒有，也正是浩然太迷戀它那個極其封閉的情感世界，迷戀到甚至可以不顧及基本的曆史事實。”①楊揚：《癡迷與失誤——讀〈金光大道〉想到的》，1994年11月13日《文彙報》。楊揚對浩然的否定也是認為他對“文革”時期的創作缺乏清醒的認識，也缺乏認識錯誤的勇氣。
1998年，《環球時報》於9月20日發表了整版文章《浩然：要把自己說清楚》。在這篇長篇報道中，浩然從幾個方麵回答了記者的提問。他對待自己的認識是：“我想這是個奇跡，亙古未曾出現過的奇跡。這個奇跡的創造者是中國農民”，他認為人們並不是真正了解他，“說自己不完全是屬於自己的事，跟整個時代、跟農民階層肯定有關係，因為我不是一個孤立的存在”，他將“文革”的經曆概括為：“現在我對那時的處境無可奈何地總結一句話：沒有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就沒有我，如果革命不如此幹，我比現在好。當時，我整日處於矛盾狀態中，我被歪曲、被利用，還要常常自發地在自我頭腦中鬧革命！但盡管如此，我認為在文革期間，我對社會、對人民是有積極貢獻的”。他對待《豔陽天》一直持肯定態度，他認為“《豔陽天》曾被認為‘寫出了五億農民走合作化道路的豪情壯誌’，這個評價至今還是合情合理的。當時的生活就是《豔陽天》中寫的那樣，作者當時就是這樣看的，也是被讀者肯定了的”。在他看來，人民公社運動導致的群眾餓死的情況“從整個農村合作化運動來說這是支流問題”。他對待《豔陽天》在“文革”時期的高發行量的態度是：“我寫《豔陽天》完全是出於我的創作衝動和激情，沒有人要求我按照他們的某種路子寫”，“《豔陽天》產生這麼大的影響有其被政治利用的一麵，但我覺得更重要的還是作品符合人們的心思。”①盧新宇、胡錫進：《浩然：要把自己說清楚》，1998年9月20日《環球時報》。這篇文章的發表給文壇帶來了不小的震動，引發了人們對浩然及其作品的再次關注，形成了兩方不同的觀點：一方認為浩然在回答記者的提問時態度是不負責任的，他應該寫的是懺悔錄，他歪曲了農業合作化給農村帶來的負麵影響，他為自己辯護，企圖抹殺自己不光彩的過去，他甚至“打算把這部不怎麼光彩的老本吃它個一萬年”①章明：《浩然的確是個“奇跡”》，1999年4月3日《今晚報》。。這方麵代表性的文章有：焦國標發表於《文學自由談》的《您應該寫的是懺悔錄》，吳躍民發表於《新聞出版報》的《不和諧的雜音》和發表於《雜文報》的《不後悔什麼？》、張寧發表於《雜文報》的《並非為浩然辯護》、章明發表於《今晚報》的《浩然的確是個“奇跡”》、袁良駿發表於《中華讀書報》的《“奇跡”浩然麵麵觀》、周東江發表於《文學自由談》的《他的運氣為何這麼好》、王彬彬發表於《文學自由談》的《理解浩然》、劉友德發表於《南方周末》的《關於浩然的“奇跡”及其他》、吳培顯發表於《文學自由談》的《有關浩然的兩個問題》等等。另一方則認為，浩然的創作並沒有歪曲曆史，浩然的創作是“幾十年來，一直保持了和農民的血肉聯係。在現代作家中，沒有哪一個像浩然擁有那麼多的農民朋友”。代表性的文章有：鳳翔發表於《今晚報》的《“輕薄為文”可以休矣》、蘇連碩發表於《今晚報》的《浩然的氣度》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