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這次爭論主要圍繞著以下幾個問題展開：其一，浩然稱自己是一個“奇跡”。一些學者認為浩然無法達到“奇跡”的高度，“這一階段，浩然對‘四人幫’貢獻巨大，可以說是一位‘得天獨厚’的‘幫閑文人’”。①袁良駿：《“奇跡”浩然麵麵觀》，1999年8月25日《中華讀書報》。其二，他的關於農業合作化的創作是遠離現實的，並沒有代表農民說話，根本談不上是“農民的奇跡”，談到浩然對人民公社時期農村的苦難是“支流問題”時，一些學者更是憤怒，他們聯係浩然在“文革”中的狀況，認為他是“極左腔調，大言不慚”①吳躍民：《不後悔什麼？》,1999年1月12日《雜文報》。，農村的溫飽問題是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才逐步解決的，而不是70年代中期。其三，批評者還認為《環球時報》通篇發表浩然的觀點，本身就是一個“左”的例子。“竟然對他的這種論調采取‘應和’的態度，拿出一個整版來傳播。在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20周年之際，他們為什麼情有獨鍾地搞出這麼一篇與現實與改革開放精神相悖的專訪來”①吳躍民：《不後悔什麼？》,1999年1月12日《雜文報》。，“從浩然的‘蔣幹表功’到某些人所謂‘重新審視’的呼籲，再一次告誡我們，切切要牢記鄧小平的告誡：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①劉友德：《關於浩然的“奇跡”及其他》，1999年6月11日《南方周末》。
老作家草明曾經說過：“浩然是得意分子，那時太囂張了，什麼都否定人家，隻有自己最好。他想當官，很容易走這條路。浩然他們鬥過我，折磨過我們。江青重視了他們，他們的眼角都不看我們這些人。他們在江青那裏得了寵，因為江青有權，他們覺得有利可圖。”①陳徒手：《人有病，天知否》，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66頁。“文革”與浩然的關係成為大家所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
陳徒手在《人有病，天知否》中就此收集了大量的史料，並作了大量的采訪工作。其中記錄了浩然在1998年12月9日的自述：“把老舍送回來時，用唱戲的水袖包著打壞的腦袋。街上跟進來的紅衛兵讓他繼續交代，場麵亂哄哄的。……我趕緊上去說：‘把他送派出所。’老舍砸牌子碰到紅衛兵，我又說‘他是現行反革命，送派出所去。’送走紅衛兵已是夜裏十一點，到派出所時我批評老舍：‘你不能打紅衛兵。回家休息吧，到醫院看看，明天到機關開會。’”①陳徒手：《人有病，天知否》，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64頁。管樺1998年10月25日的口述是：“浩然說，老舍要出人命了，大家想辦法救救他。紅衛兵說老舍打他們，我們就說‘法辦’，給派出所打電話，想把他救到派出所”。①陳徒手：《人有病，天知否》，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64頁。
程紹國在《林斤瀾說》一書中提到了楊沫寫給林斤瀾的一封信，其中寫道：“在‘文化大革命’中，最易暴露人的真麵目。當人處在‘危險’關頭，保護自己第一，還是堅持真理第一，常是考驗一個人的試金石。文聯中，除了浩然——他為保護我這個並沒有什麼問題的人，受了不少委屈和打擊。我最佩服的還有林斤瀾和駱賓基。”①程紹國：《林斤瀾說》，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12月，http：//lz.book.sohu.comchapter—6532—3—9.html。
在提到浩然在“文革”中，對待其他作家的態度時，管樺也回憶：“有一天我們正在開會，端木蕻良跑來說，紅衛兵要抄書。浩然就與我們商議，也成立一個紅衛兵組織，並由作家們自己把書封起來，並通知外邊的人說，我們機關紅衛兵已封存，外麵的人抄家要先到機關登記。”①陳徒手：《人有病，天知否》，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65頁。由此可見，管樺對浩然在“文革”中的表現是持肯定態度的，認為他還是積極地保護了作家的。
浩然在“文革”時期與江青的關係也是大家所關注的問題。有些人認為“由於《豔陽天》《金光大道》受到了‘四人幫’特別是江青的青睞，浩然平步青雲，由一個普普通通的農民作家一躍而成為江青的大紅人，擬議中的文化部副部長（未及宣布），江青座上常客和‘欽差大臣’。……浩然對‘四人幫’貢獻巨大，可以說是一位‘得天獨厚’的‘幫閑文人’。”①袁良駿：《“奇跡”浩然麵麵觀》，《中華讀書報》，1999年8月25日。也有人認為：“盡管浩然先生的這個人生頂點在今天看來有些荒唐可笑，但畢竟也是人家自己掙下的——當年那麼多的作家給自己掙下的是牛棚，是幹校，是監獄甚至是黃泉，而浩然先生卻能攬萬千榮耀於一身，為自己掙下了無限風光，在長達十年的時間裏成為‘一個作家八台戲’裏的那個惟一的作家，當然更為風光的是身為‘中央首長’的紅得發紫的殿前禦用”①周東江：《他的運氣為何這麼好？》，《文學自由談》，1999年第5期。。
陳徒手在《浩然：豔陽天中的陰影》中披露了浩然的心態：“又想當官又要創作是不行的，我對官場事情不太感興趣，我幹不了這事。不進這圈子隻是表麵知道一些事，一進這圈子就受不了。開會還要記錄，連皺眉頭都要記。我隻是想，被江青重視的人不會挨整的，我可以踏實地搞創作。我曾跟吳德說，可別讓我當官。”①陳徒手：《人有病，天知否》，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75頁。當時的市文化局局長趙鼎新也說：“浩然文革時客觀事實，寫了很多按當時思想傾向創作的作品，應該很好總結經驗。沒有發現他跟四人幫在政治上有直接關係，審查完了就完了，不能整得過分。”曾任過《北京文學》主編的宋汎說：“文革中浩然沒有什麼政治上的野心，隻是想在創作上出人頭地，這一點大家是同情的、理解的、也希望他能夠反思自己，不要把自己封閉起來，心胸更開闊一些。”①陳徒手：《人有病，天知否》，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80頁。
《豔陽天》中對農村描寫的真實程度受到了很多學者的質疑，浩然的解釋是：“我也知道農民的苦處，我是在農民中熬出來的，農民的情緒我了解，那幾年挨餓我也一塊經曆過。但是這些事當年能寫進書裏嗎？不行啊！”①陳徒手：《人有病，天知否》，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81頁。應該說，浩然對當時農村的情況還是比較了解的，他在創作中那樣寫顯然也是在用強烈的理想主義精神去引導人們，以革命浪漫主義思想去美化現實，既給廣大的農民也對農業合作化運動表達一點希望與期待。
當然，人們對農業合作化的認識也是不斷發生變化的。一些學者認為：“無論是合作化還是公社化，對五六十年代生產力極其低下的中國農村來說，都是一種極其可笑的‘左傾幼稚病’。正因為它幼稚可笑而強製執行，所以它才造成了整個農村、整個農民乃至整個中國的巨大災難。”①袁良駿：《“奇跡”浩然麵麵觀》，1999年8月25日《中華讀書報》。具體體現在“大鍋飯極大地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浮誇風共產風和政社合一體製極大地敗壞了農村幹部的品德，大放衛星大煉鋼鐵耗盡了農村的元氣，結果是普遍的糧荒造成大批大批的農民餓死。”①章明：《浩然的確是個“奇跡”》，1999年4月3日《今晚報》。
《豔陽天》承載了一代人的理想主義精神，它是中國當代文學中備受關注的作品，作者浩然也成為了中國當代文學中備受關注的作家。也許將來，它作為“紅色經典”還會繼續影響我們。另一方麵，作為一部引起了眾多議論的“紅色經典”，這部長篇小說也留下了值得長久討論的文學空間：關於“反右”運動和集體經濟的是是非非，關於那代作家對那段曆史的不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