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20世紀70年代：“文革”中《豔陽天》
改編與接受
《豔陽天》作為70年代中國大眾可以接觸到的少有的幾部文學作品之一，它的影響力並非僅僅依賴小說本身的發行，更在於它在“文革”中因為受到江青的賞識而被廣泛地宣傳、傳播。該小說的發行量曾經達到了驚人的數量，並且有多種文藝形式對《豔陽天》進行了改編和傳播。
浩然曾回憶說：“書出版十年間，發行五百多萬冊，在日本翻譯出版時，一版就印了十萬”。①浩然：《關於〈豔陽天〉〈金光大道〉的通訊與對話》，《浩然研究專輯》，百花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第186頁。在民間，《豔陽天》成為最普及的大眾讀本。就《豔陽天》五百多萬冊的發行量來看，它的影響麵是相當廣泛的，社會的各個階層，無論農民還是工人，軍人還是學生，不少都曾經是它的忠實讀者。至於《豔陽天》如此大的發行量，浩然也曾經坦言過：“《豔陽天》產生這麼大的影響有其被政治利用的一麵。《豔陽天》是從鄉、公社到縣裏，一級一級號召大家看，群眾也喜歡看。當時一個公社支持另一個公社，就會敲鑼打鼓送《豔陽天》。那時也沒什麼文化生活和教育群眾的手段，現在看來，形成那樣的影響也很正常。”①盧新宇、胡錫進：《浩然：要把自己說清楚》，1998年9月20日《環球時報》。
其實，《豔陽天》早在1966年5月就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單行本。但是，它廣泛地產生影響是在“文革”之中。《豔陽天》（農村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1965年10出版，日本青年出版社，1973年到1974年間出了日文版，一共有八冊。延邊人民出版社，1975年出版了第一卷的朝鮮文版，1976年出版了第二卷朝鮮文版。人民文學出版社，1975年出版了第2版。新疆人民出版社，1976年出版了哈薩克文版。外文出版社，1977年出版了三卷朝鮮文版。當時，浩然是少有的幾個能持續創作並且得到江青支持的作家之一，他是整個“文革”中“八個樣板戲一個作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因而他的作品也被賦予了很高的政治內涵和宣傳作用，在民間廣泛傳播。人們對《豔陽天》的接受也是積極的，“作者收到主要談《豔陽天》讀後感或者提到《豔陽天》的讀者來信，多達萬件。”①浩然：《關於〈豔陽天〉〈金光大道〉的通訊與對話》，《浩然研究專輯》，百花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第186頁。
小說《豔陽天》在“文革”中，曾經被改編成同名電影。1973年元月，周恩來、葉劍英等接見部分電影、戲劇、音樂工作者。周恩來在會上指出：七年來電影太少，這是我們的一大缺陷，他提出要求，“經過三年努力，把這個空白填上”。①http：//www.china.org.cnchinese2005dybn947344.htm。同年9月，國務院文化組召開電影製片廠負責人會議，強調拍攝故事片要貫徹“三突出”原則，並決定在1974年計劃生產故事片24部。在這種背景下，1974年1月，《豔陽天》與《火紅的年代》《青鬆嶺》等影片在全國同時上映。
《豔陽天》由長春電影製片廠拍攝，導演是林農，主要演員有張連文、郭振清、浦克等。電影根據原著改編，在故事情節上沿用了小說文本的主要情節。在人物的塑造上，電影大致采用了小說文本的描述方式，以蕭長春為中心人物，以馬之悅、馬同利（彎彎繞）、馬小辮為對立麵進行了一場激烈的鬥爭。電影的改編總體上與原著保持了高度的一致，但在細節上還是有所差異。
在人物的設置中，電影做了簡化處理，隻截取了中心人物，把一些在小說文本中寫得相對更真實也更生活化的人物省略了，比如孫桂英、焦二菊、馬翠清等等。同時被略去的還有很多生活化的場景和對愛情的描寫。電影版本與小說文本的不同之處比較突出地體現在愛情的缺失。愛情在中國“文革”時期出品的電影中絕跡了。電影的主要任務是塑造英雄人物，這些英雄人物與談情說愛無緣。這樣的電影改編相對於小說文本是一種簡化，也是傳播中的一種退步，因為它抹殺了小說人物相對複雜的個性，成了政治的簡單圖解。相反，電影中突出了小石頭這個人物形象。不難看出，這個形象的突出也是為激化階級鬥爭服務的。在小說中，小石頭被馬小辮引到了山上，推下了山崖。但是，在電影文本中，小石頭後來被及時送往醫院得救了。這一方麵是影片要給觀眾一個光明的結尾，另一方麵，彎彎繞對小石頭的救助也是他與馬小辮之流劃清界限的表現，說明中農是可以改造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