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世紀50—60年代：“階級鬥爭”
浩然創作
心態
浩然的創作集中地反映了“十七年文學”創作的主要特點。在激進而狂熱的時期，文學肩負著沉重的政治責任。浩然曾經談到過，“第一次見到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我一口氣讀了兩遍。它像是當空的太陽，把光和熱都融進我的心裏。我的兩眼明亮了，渾身升起一股強大的信心和力量。”①浩然：《永遠歌頌》，原載於《河北文學》，1962年6月號，《浩然研究專輯》，百花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第29頁，第34、35頁。他決心把《講話》奉為自己創作的指針。
浩然對《豔陽天》的醞釀起於1957年。當時“一些富裕中農在壞人煽動下，把倉庫打開了，要搶麥子。我和支部書記趕到現場，隻見一群青年和老年的社員們，威風凜凜地守衛著倉庫大門。他們說，搶糧的人已經被趕走，他們表示決不能讓集體的勞動果實被壞人拿去一粒。”①浩然：《為誰而創作》，《浩然作品研究資料》（修訂本），南京師範學院中文係資料室編，1974年版，第34頁。隨後，浩然寫了一部中篇小說，“因我當時受大叛徒劉少奇的‘階級鬥爭熄滅論’流毒的影響，不能本質地反映生活鬥爭，”①浩然：《為誰而創作》，《浩然作品研究資料》（修訂本），第34頁，南京師範學院中文係資料室編，1974年版。“我改了幾遍，自己也沒有信心，隻好放下了。”浩然對《豔陽天》的創作由單純的現實主義的創作走向了以“階級鬥爭理論”為指導的“現實主義”。他認為文學的創作是可以對素材進行改造的，“把不正確的和落後的東西，用我們的原則精神、正確的思想標準加以改造，同時把與之對立的正確的、先進的萌芽狀態的東西加以發揚——把不合尺寸的原材料，加上鋼，放進我理想的‘模子’裏溶解，脫出個全新的‘型體’。”①浩然：《寫農民，給農民寫》，《浩然研究專輯》，百花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第27頁。從浩然的這段創作自白中，我們不難發現，他的創作是思想先行。他的創作也可謂是“文章合為時而作，歌詩合為事而著”吧。
浩然一向倡導的是“寫農民，給農民寫”，他認為“忘了農民，就意味忘了本，就表示傷了根，就將會導致藝術生命的滅亡。”①浩然：《寫農民，給農民寫》，《浩然研究專輯》，百花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第27頁。他的所有小說作品均是以農村生活為題材。《豔陽天》也是以他在京郊農村收集的素材創作而成。這部作品以東山塢的農業合作社為背景，圍繞著土地分紅，鬧糧，描寫階級對壘，鬥爭激烈，但是牛鬼蛇神在革命的洪流中原形畢露，農業社最終取得了勝利。
浩然曾經明確地表示過，他寫作《豔陽天》的動機源於配合反右鬥爭，打退城市裏的牛鬼蛇神，農村裏的階級敵人。①浩然：《寄農村讀者——談談〈豔陽天〉的寫作》，1965年10月23日《光明日報》。他設想創作出一部長篇作品，“它是反映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全過程的‘農村史詩’式的小說”。①浩然：《我是農民的子孫》，《浩然研究專輯》，百花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第22頁。
對於《豔陽天》的評價可謂是好壞參半。在不同的曆史時期，對它的認識也存在著不同的觀點。在“文革”中，人們對它多持一種肯定的態度，認為它充分展示了階級矛盾，證明了堅持社會主義發展方向的必要，同時也展示了一幅波瀾壯闊、催人奮進的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藍圖。但是，“文革”結束後，當人們回頭重新審視這部小說時，也有人認為《豔陽天》是一部簡單的政治圖解小說，它帶有過於強烈的政治色彩，文學的價值不高。尤其是進入1980年代以來，文藝界對《豔陽天》的評價形成了比較鮮明的兩派：一派認為浩然的《豔陽天》在當代文學史上的定位是不準確的，例如，孫達佑在他的《浩然創作心態》一文中指出，對浩然的研究不能脫離他的人生軌跡，“《豔陽天》這部作品完稿於1965年，出版於1966年，正值‘文化大革命’前夕，文學界人人自危，客觀上失去了科學研究、分析評價《豔陽天》思想藝術價值的安定的環境。從它誕生至今還沒有一位評論家真正地、從容不迫地從美學和曆史的角度批評過它，因而它在當代文學史上的地位始終莫衷一是。”①孫佑達：《浩然創作心態》，《北京文學》，1991年第9期。張德祥在《我所理解的浩然》一文中指出，“應當承認，浩然所創造的那些農民形象豐富了當代文學的人物畫廊，提供了豐富多彩的認識價值和審美價值。就農民形象的豐富性和豐滿性而言，當代作家中很少有與浩然相匹的。”①張德祥：《我所理解的浩然》，《名家》，1999年第6期。另一派持反對意見的人們則認為，浩然的《豔陽天》是嚴格按照階級鬥爭的理念製造出來的。例如，章明就認為：“提起《豔陽天》和《金光大道》兩部作品，我心裏就有一種恐怖的感覺。以階級鬥爭為綱推行高級社和人民公社化，把廣大農村變成了人鬥人的角力場。慘痛的曆史教訓在浩然的小說中是絕對看不到的。”①章明：《浩然的確是個“奇跡”》，1999年4月3號《今晚報》。袁良駿也說過：“（《豔陽天》的）致命傷就在於歌頌了極左路線，歪曲了農村現實，違背了廣大人民的利益和意願。說白了，浩然跟得太緊了。他把錯誤路線當作金科玉律，寫成了中國農民的命根子，大錯而特錯了。”①袁良駿：《“奇跡”浩然麵麵觀》，1999年8月25日《中華讀書報》。
今天看來，無論對《豔陽天》的評價是褒揚還是批評，它的藝術生命力還是相當持久的。這與它具有比較鮮明的特點有關：
其一，浩然寫出了階級陣營和人的複雜。他沒有簡單地根據人物的階級成分界定人物的立場：馬連福是貧農出身，但是他作為隊長卻處處被人當槍使，成為了階級敵人馬之悅的工具。而焦二菊雖然是中農，但積極要求進步，隻是進步的方式顯得有點幼稚可笑，尤其體現在她對孫桂英的勸說和跟瘸老五的爭辯及打鬥等細節中。從這個農婦身上，我們甚至可以看到穆桂英的影子。
馬之悅是浩然著力描寫的一個反麵人物。他有複雜的出身背景，家道中落，在抗日戰爭中也曾保護過鄉親，並因此而樹立起了威信，後來他因為經濟問題受到處分，成為了階級敵人的保護傘。浩然寫出了他的複雜性，也就寫出了鬥爭的複雜性。
蕭長春是鐵打的漢子，但也有傷心的時候。例如：階級敵人為了打擊蕭長春，竟然對他的兒子小石頭下了毒手。小石頭失蹤了，蕭長春非常傷心，鋼鐵漢子也流下了傷心的眼淚。他對焦淑紅說：“說實話，遇上了這種事兒，我是心疼。因為我喜歡我的兒子；可是我更喜歡我們的農業社和同誌們！我也真難過。因為兒子是我的希望；可是我最大的希望還是建設成社會主義呀！”蕭長春的性格也因此顯得比較有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