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豔陽天》在人物塑造上也充分吸收了傳統話本小說的影子人物身上的俠義精神、英雄情懷，也都與傳統小說甚至革命曆史小說一脈相承。焦二菊中農出身，但她積極要求進步，路見不平總是拔刀相助，見到邪惡勢力也與之勢不兩立。麵對收割打麥人員不足的情況，她也是挺身而出：“這個還用你發愁，我們婦女幫你，不能挑的，我們就抬”。當她遭遇瘸老五的懷疑時出口大罵：“幹我應當幹的事兒去，你管著這大奶奶了的？”“去他媽的蛋吧，他算老幾！”甚至大動拳腳，與之爭個上下。當發現小石頭丟了以後，她大義凜然，大聲喊著：“長春，你就出主意吧，你說怎麼辦，咱們就怎麼辦！”她的形象使人想起了楊門女將穆桂英：勇敢機智、武藝超群、大義凜然，可謂是巾幗英雄。
蕭長春身上除了具有革命戰士的無產階級情懷，也不乏俠義精神、傳統的英雄仗義、克己奉公的品德。他對以前的童養媳不棄不離，對他媳婦說：“別哭啦，咱們都是窮人，都受過害的，我往後再不嫌棄你了。”他在工地上也是衝鋒在前，和群眾一起投入火熱的戰鬥中。麵對兒子被敵人害死的局麵，他還能顧全大局，堅忍負重，他身上體現了革命者的英雄主義情懷和中國傳統中的俠義與堅忍。
這些特點使得《豔陽天》這部長篇小說從藝術的角度看不乏美感，也可以稱得上是合作化小說的優秀之作。這也印證了浩然一向的創作主張：“在內容上保持自然真切，不斷地往生活的深廣處開掘；在形式上發揚民族化、大眾化的傳統，不斷地向藝術的完美處求索。”①浩然：《〈浩然選集〉自序》，《浩然研究專輯》，百花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第49頁。
其五，浩然很好地在當代小說傳統中對趙樹理的幽默、柳青的史詩感和孫犁的詩情畫意綜合、發展。浩然的《豔陽天》創作體現了對趙樹理、柳青及孫犁的融合。浩然和趙樹理同樣深受中國傳統評劇的影響，在小說的結構模式和語言的幽默上有異曲同工之妙。因為反映的是相同的題材，柳青和浩然自然有很多相同之處。相對於柳青的史詩性的敘述，浩然的敘述顯得生活化些。相對於趙樹理和柳青，浩然的作品或許清新俏皮些，這和孫犁也有些相通之處，他們都是描寫農村景物的高手，把詩情畫意與階級鬥爭交織在一起，隻是孫犁更偏愛於把美麗的鄉村和純樸的女性結合在一起共同營造優美的意境罷了。
浩然在回憶他的創作曆程時曾經坦言過：“起先喜歡趙樹理的風格通俗，繼而喜歡孫犁的語言優美，最後喜歡上柳青的紮實和深沉。”①浩然：《我是農民的子孫》，《浩然研究專輯》，百花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第15頁。無論浩然是否承認他對前期的“山藥蛋”的繼承和對“荷花澱”派的學習，他的作品中已然具有了兩種鄉土小說的因子，在創作中他將濃鬱的鄉土氣息與清新優美的詩意水乳交融在一起，達到了比較好的藝術效果。“實際上，自柳青的《創業史》出版，以階級鬥爭觀念為創作視角的小說格局，已具雛形。與此同時，在小說題材掩映下，小說家著意描繪鄉間的民俗俚趣，注重革命題材小說的趣味性和可讀性，這一方麵，趙樹理、周立波的作品是較為經典的模本。在這種文學風尚影響下，雖然作家本人不一定承認自己師承了哪一位前人，但作為一種題材寫作，小說家就不可能完全擺脫題材的限製，去做‘天馬行空’、‘獨往獨來’的創作漫遊。”①董之林：《規範、播撒與移植——論60年代“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小說模式》，《文學評論叢刊》第七卷，二期，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此外，浩然還描寫了一批“中間人物”。在浩然創作《豔陽天》的過程中，關於“中間人物”一直是文藝界爭論的焦點之一。1979年浩然在回憶他在那段時間對待文藝創作時，曾坦言過：“自從我們中國文學藝術界開始了‘轟轟烈烈’地批判所謂‘中間人物論’開始，反映新生活中的愛情、婚姻和家庭生活題材的作品，也倒黴透頂地遭到株連。”①浩然：《〈花朵集〉後記》，《浩然研究專輯》，百花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頁。在“文革”中，有人反對把中間人物過於突出以免影響了無產階級的形象塑造，“浩然在這種評論風氣下，對於他在《豔陽天》中所寫的過多的中間人物，也曾經做過檢討。”①葉嘉瑩：《我看〈豔陽天〉》，原載於香港《七十年代》，1976年第4期，《浩然研究專輯》，百花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第502頁。但是，“在具體寫作方麵，《豔陽天》也吸收了50年代描寫農業合作化題材小說的一些特點，特別在刻畫中農階層的人物對合作化運動複雜的心態，比如描寫焦振茂遇事‘留一手’，馬子懷‘傻子過年——看隔壁’，還有對馬大炮和‘彎彎繞’夫妻‘仰臉女人，低頭漢’的描寫等方麵，都有生動的表現。”①董之林：《規範、播撒與移植——論60年代“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小說模式》，《文學評論叢刊》第七卷，二期，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今天看來，浩然作品中對中間人物的刻畫相對於正麵的英雄人物顯得更生動，也更有人情味。例如，韓百安本是個思想落後的中農，因為參與了彎彎繞的賣糧活動整日惶惶不可終日，他既擔心自己的一袋小米放在家中被搜出來，又怕彎彎繞的活動被蕭長春們發現後自己很難堪，他整天在恐懼擔心中度過，對“摸摸什麼都是大夥的，動一下也有人管著”的生活是極度地排斥的，他認為“放著安定的日子不過，何必奔這個呢”。這個人物身上體現了一部分還沒有完全接受農業合作化思想的農民的想法，比較真實地反映了社會現實。雖然兒子韓道滿經常說服教育，但他總是持有對合作社的保守態度。
浩然塑造的中間人物還有焦振茂、孫桂英等等，他們思想的轉變與進步正印證了合作化道路的可行性，也寫得很有個性色彩：如焦振茂喜歡收集告示，琢磨新政策，孫桂英的多情等等。有的評論家認為《豔陽天》中的中間人物過多，但也有人認為，“《豔陽天》這部小說之所以特別富有鮮活的生命感，就正因為他所寫的是他所熟悉的人物；《豔陽天》這部小說之所以有如此博大的氣魄，表現出了在社會主義革命中，農民的整體精神風貌，也正因為他能從眾多的人物中，表現了各個階層的思想動態。”①葉嘉瑩：《我看〈豔陽天〉》，原載於香港《七十年代》，1976年第4期，《浩然研究專輯》，百花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第502頁。今天看來，這後一種說法是很有見地的。而這正是現實主義的力量所在：在一個突出英雄人物的年代裏，作家也寫出了人情的豐富與複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