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浩然在矛盾衝突中渲染了濃鬱的鄉土氣息。一方麵，作者是通過人物的語言表現出鄉土氣息的。例如，孫桂英在決心要求進步的時候，就立下了“要幹就幹個厲害的給他們瞧瞧，不蒸包子還蒸（爭）口氣哪！”的誌氣。還有焦淑紅評價馬之悅時，這樣比喻：“馬主任從去年犯了錯誤，就像拉了架的瓜秧一樣蔫下來了，怎麼也打不起精神。”此外，焦振茂對馬立本評價是：“根子不正，還能長出好苗呀？我就不待見這個小子那副酸相，豆芽子菜，水蓬蓬，竹竿子，節節空，出不了好材料”，也十分生動。浩然來自農村，他用最生活化的比喻，讓我們感受到撲鼻的鄉土氣息。
另一方麵，作者通過鄉村的愛情描寫傳達了那個年代難得的人情味。《豔陽天》是一部以階級鬥爭為主線的長篇小說，但作者穿插了愛情的描寫，並且滲透出濃濃的鄉土味道。作品中蕭長春、焦淑紅、馬立本三人的三角愛情，馬翠清與韓道滿的愛情，以及馬鳳蘭調侃孫桂英與蕭長春的關係引起了孫桂英芳心波動等情節都增添了作品的趣味性，使讀者感受到那個年代散發出的充滿鄉土氣息的戀愛生活。
焦淑紅作為團支部書記，積極上進，她對書記蕭長春由崇敬到仰慕到暗戀，但她始終未對蕭長春表白。她同情蕭長春喪妻後的孤單，通過小石頭的嘴巴有意拉近與蕭長春的關係：“往後不許再叫我姐了。”“叫姑姑”。“她愛戴自己的支部書記，支部書記像碧玉無瑕，像真金放光，像鋼鐵一樣放在那兒叮當響。”這裏麵既包含了她作為一名團支部書記對組織的服從，也包含了她對蕭長春的愛慕。而孫桂英大膽追求蕭長春，隻是因為中了馬鳳蘭的圈套而已。但孫桂英對蕭長春的傾慕又是真誠的。
不同的批評者對浩然《豔陽天》中的愛情描寫所持的觀點是不同的。應該說，《豔陽天》對愛情的描寫在今天看來還是比較蒼白的。蕭長春死了妻子三年也沒有續弦，連他的父親蕭老大都替他著急，但是蕭長春一心撲在革命事業上，即使焦淑紅對他一往情深，他也無暇顧及。他是一個鋼鐵鑄就，不談愛情的“硬漢子”。作者在敘述焦淑紅與蕭長春獨處的時候，常常筆鋒一轉，回歸到政治的主題上。比如，有一段講述了他們倆走在鄉村的小道上，焦淑紅已經感受到熱騰騰的青春氣息，“這會兒他們的心胸像夜間的星空一樣的高闊，像空氣一樣的清爽，像月亮一樣的明亮”，但是蕭長春卻根本沒有一絲的心靈波動，“這會兒正平心靜氣地考慮著村子裏那些應當依靠的人，想著他們應當努力團結教育的人。”小說中此類情節多現出現。此外，馬翠清與韓道滿的愛情也是建立在對韓道滿思想的改造之上的。馬翠清是村團支部組織委員，是革命活動的堅決擁護者和積極實踐者，她嫌韓道滿落後，把教育韓道滿及其父親韓百安作為他們戀愛的主要內容，當韓道滿對待父親的態度顯得優柔寡斷時，馬翠清說：“他們罵支書，要破壞農業社，你不跟他們鬥爭，你還怕你爸爸，這是什麼鬼立場！你還要求入團哪！入個屁吧！得了，我算看透了你。咱們啊，從此吹台！”這些描寫，既具有那個時代“愛情服從革命”的特色，也的確顯示了作家在描寫愛情方麵的拘謹。
其三，浩然在緊張矛盾描寫中還以詩化描寫給我們帶來了美好的感覺。《豔陽天》中許多關於風景的描寫常常給人一種意境美。浩然的《豔陽天》中大量的鄉村景色的描寫成為了它的一大亮點：馬立本約會焦淑紅時，作者有一大段的環境描寫：“薄雲遮住了偏西的月亮，一切都朦朦朧朧，神神秘秘。通向西崗子有一條古老的渠道殘堤，堤上長滿了灌木叢，黑壓壓，霧沉沉，遠遠看去，像是一道小山嶺。高大的柳樹，影影綽綽地站在那兒。灰黃色的天際作為它的背景，顯現出它那繁密的枝椏。枝椏朝這邊伸過來，好像對他熱烈地招手。”薄雲、月亮、殘堤、柳樹這些中國古典詩詞中常見的意象被浩然化用得出神入化，與當時馬立本對愛情的向往，等待的焦急、心情的迫不及待形成對比。“北方鄉村的傍晚，當晚霞消退之後，天地間就變成了銀灰色。乳白的炊煙和灰色的暮靄交融在一起，像是給牆頭、屋脊、樹頂和街口都罩上了一層薄薄的玻璃紙；使它們變得若隱若現，飄飄蕩蕩，很有幾分奇妙的氣氛。小蠓蟲開始活躍，成團地嗡嗡飛旋，布穀鳥在河邊的樹林裏，用啞了的嗓子鳴叫著，又不知道受了什麼驚動，拖著聲音，朝遠處飛去。”這是焦淑紅回到家後，邁進了自家院子聆聽時的一段景物描寫。作者無須直露地陳述焦淑紅對蕭長春的崇拜與暗戀，這一段和諧而又寧靜的環境足以襯托出一個女青年讓人猜不透的心情故事。應該說，人情美，風景美，的確渲染了濃鬱的鄉土氣息，使人常常不由得會想到孫犁、沈從文、肖霍洛夫那些經典的景物描寫段落。
《豔陽天》的景物描寫不僅僅給作品帶來了生活化的氣息，同時也增添了詩意，在一定程度上衝淡了階級鬥爭主題的緊張感。它的傳播與它的濃鬱的生活氣息，優美的景物描寫，鄉土的風俗描寫是分不開的。“《豔陽天》中寫景的成就，大體上都能合寫景與敘述為一，而有所創新，時而還加入了作者的評述與感情，繼承了民間說書的傳統。”①程步奎：《浩然短篇小說中寫景的成就——讀〈春歌集〉劄記之一》，原載於香港《抖擻》1978年5月號，《浩然研究專輯》，百花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第417頁。他的作品在現實主義的大方向下也常常流露出特有的詩化傾向，這樣就將“革命”與“詩意”有機地結合起來。
其四，浩然的創作還讓我們從小說中看到了傳統文化的底蘊。
浩然隻上過三年半的小學，大多數的知識是靠民間文化的熏染，這期間傳統文化對其影響是深遠的，也是潛移默化的。他曾回憶說在苦難的童年調劑他生活的三件事情之一就是“每周都有幾個晚上跟住在大雜院戲班子的孩子混進燕春樓戲館瞧‘落子’（現在名叫評戲或評劇）”①浩然：《我是農民的孫子》，《浩然研究專輯》，百花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第1頁。。他曾經如饑似渴地閱讀“《二度梅》、《水滸傳》、《三國演義》、《封神演義》和《濟公傳》等等成本大套的書”，“紅綠皮的、廉價的‘唱本’”，“連載在小張《人民日報》上的《新兒女英雄傳》”①浩然：《我是農民的孫子》，《浩然研究專輯》，百花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4頁。
《豔陽天》洋洋灑灑近130萬字的浩大工程，是如何通過東山塢那十幾天的生活串聯起來的，同時又不顯得零亂的呢？作者采用了傳統小說的結構方式，尤其是汲取了評書的結構，合理恰當地運用了插敘的手法，將故事擴展開來，同時也引入了相關的人物，讓作品看起來飽滿而又富有故事性。例如，在第一章中，作者開篇就介紹蕭長春死了媳婦，三年還沒續上。接著引來了眾多的熱心人介紹，並引出了人物馬之悅。第二章插敘講述了馬之悅在抗日中的表現和大災荒時馬之悅倒糧事件，寫出了他的經曆和性格的複雜性，因此也不同於那個時代常見的漫畫了的階級敵人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