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益言、劉德彬等人在貴陽得知噩耗後，立即出發去北京告狀。從3月25日開始，首都一些支持重慶反革聯會的組織，舉行了造反派群眾集會，控訴重慶的“資本主義複辟”和“走資派陰謀殺害”了羅廣斌，楊益言奔走於各處會場作控訴發言。羅廣斌之死成為當時國內的熱點事件。
1967年4月至5月，按毛澤東指示，周恩來主持召開了解決四川問題和重慶問題的會議，周恩來宣布了經毛澤東批準的《中共中央關於處理重慶問題的意見》。《意見》回避了對重慶奪權後建立的革聯會的表態，提出另行組建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對羅廣斌問題保持沉默。1968年3月15日，在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接見四川省革籌、成都軍區和50軍、54軍領導人的會議上，江青突然明確表態：“羅廣斌是羅廣文的兄弟，有人給他翻案，我們根本不理他。華鎣山遊擊隊叛徒特務多得很，川東地下黨沒有一個好的。”①楊益言：《江青插手〈紅岩〉製造陰謀始末》，《文史春秋》，1995年第6期。至此，江青一錘定音。
楊益言被關進幹部集訓隊，不久被正式逮捕，押往川黔交界處勞改，直到1972年。劉德彬被關進“清理階級隊伍”學習班審查。在“清隊”學習班裏，被文化大革命提高了“路線鬥爭覺悟”的人們重新分析他脫險一事，發現他在脫險時犯有嚴重錯誤。什麼錯誤呢？就是在特務進牢房補槍時，有的難友臨死前高呼“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的口號，而劉德彬沒被打死卻裝死，為了怕被補槍，沒有起來高呼口號，沒有表現一個共產黨人的不屈意誌，因此他是中了劉少奇“活命哲學”的毒……
此後，一大批人因為所謂的“羅廣斌三家村”、“羅廣斌叛徒集團案”遭到迫害。《紅岩》也被指控為：“是在原西南局、省、市委內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直接指導下，並得到舊中宣部大力支持，由叛徒羅廣斌等一手炮製出來，以吹捧劉少奇的‘白區工作經驗’為目的的大毒草！”①鄭光路：《〈紅岩〉作者羅廣斌“文革”中死因之爭》，《炎黃春秋》，1998年第5期。“為叛徒翻案”、“反毛澤東思想”、“美化敵人”是《紅岩》的三大罪狀。批判者把《紅岩》同劉少奇寫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同列，批判道：“小說《紅岩》和《論修養》一樣，顛倒曆史，惡毒地攻擊毛澤東思想……又因為小說披上了馬列主義的外衣，帶有十分強烈的欺騙性，蒙蔽了一些好人……從沙坪壩書店的開辦失敗，挺進報的暴露，許雲峰、江姐、成崗、餘新江等大批革命者一個一個地被捕，以致後來，在獄中灑下鮮血，迎著敵人的屠刀，又一個一個地壯烈地犧牲……可以這樣說，《紅岩》作者所急於宣揚的曆史，是一部階級鬥爭必然失敗的曆史，地下鬥爭必然失敗的曆史，人民戰爭必然失敗的曆史！也更是一部為中外反動派樹碑立傳的曆史！”①見文革時期重慶“反到底派”中一支大的紅衛兵組織“重慶建工學院8·18”辦的小報《8·18戰報、批判大毒草〈紅岩〉專輯》，1967年10月15日總第32期。轉引自鄭光路：《〈紅岩〉作者羅廣斌“文革”中死因之爭》，《炎黃春秋》，1998年第5期。這一判詞，不僅現在看來荒誕離奇，就是當時也使很多人大惑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