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岩》的成書，除了作者的不懈努力，居功至偉的便是中青社。據張羽回憶，中青社先後有7人參加這項工作，曾三去重慶。另外，四川文藝方麵的領導人、著名作家沙汀和中共西南局宣傳部副部長馬識途，也給寫作以極大的幫助。沙汀在1961年8月花了9天時間，對全書進行了潤飾，而馬識途則把羅廣斌比作“母親”，把自己比作“最關心這個孩子出世的”、“站在一旁傻笑”的“父親”①馬識途：《且說紅岩》，《中國青年》，1962年第11期。。楊益言自己也說：“那個年代，創作《紅岩》是一項政治任務，在團中央、重慶市委的全力幫助下，我和羅廣斌更多地了解到那許多驚心動魄的鬥爭史實，在具體創作中重慶市委、中青社起了領導和指導作用”。①李永軍：《歌不盡的紅岩魂》，《中國人才》，1997年第9期。近年有評論家把《紅岩》視為當代文學“組織生產”獲得成功的一次實踐：其“創作動機是充分政治化的。作者從權威論著、從更掌握意識形態含義的其他人那裏，獲取對原始材料的提煉、加工的依據，放棄‘個人’的不適宜的體驗，而代之以新的理解。因而，從某種意義上說，《紅岩》的作者是一群為著同一意識形態目的而協作的書寫者們的組合。”①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13頁。這段評論可算是非常中肯。
1961年年終，《紅岩》出版問世，受到中共中央宣傳部的高度重視，全國所有的宣傳機構幾乎全行動起來，紛紛著文介紹，形成了開國以來少有的對同一部小說進行宣傳的熱潮。人們不約而同地將《紅岩》看作“共產主義的教科書”，這一說法，獲得了中央領導和權威機構的認可。不到兩年時間，《紅岩》就多次重印，累計達四百萬冊。書中的人物江姐、許雲峰等成了家喻戶曉的人物。同時，《紅岩》的影響還超越了國界，很快銷售到越南、印尼、柬埔寨、緬甸、老撾、尼泊爾、斯裏蘭卡、日本、蒙古、聯邦德國、瑞士、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古巴、巴西、委內瑞拉等國家，成為國內外廣大讀者認識舊中國黑暗政治、理解革命英雄主義精神的最具代表性的文本。
需要補充的是《紅岩》的署名問題。《紅岩》出版前，羅廣斌和楊益言曾向重慶市委請示作者是否仍署羅、劉、楊三人，因為劉德彬參加了《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在烈火中永生》和《禁錮的世界》的初稿的寫作，而且《紅岩》中最豐滿、最富感染力的人物形象江姐的塑造得力於劉德彬的親身經曆和初稿時奠定的文字基礎。考慮到劉德彬的“錯誤”，重慶市委書記處書記李唐彬指示：“劉德彬暫不署名，以免被動。”①何蜀：《劉德彬：被時代推上文學崗位的作家》（上），《社會科學論壇》，2004年第2期。雖然未署名，大家仍把劉德彬視為作者之一。當時擔任市委辦公廳副主任兼共青團市委書記的廖伯康回憶道：“《紅岩》一書出版後，《紅岩》的稿費也是他們三人共同處理的，如資助一些烈士遺屬，以及將相當大筆稿費以他們三人名義交作黨費，所餘稿費由他們三人共同開支，買的生活用品都是一式三份，他們常常是同吃、同住、同用，我曾經和他們開玩笑說：‘你們現在已經在過共產主義生活了。’”①何蜀：《劉德彬：被時代推上文學崗位的作家》（上），《社會科學論壇》，2004年第2期。
羅廣斌、楊益言也從不諱言劉德彬對《紅岩》的貢獻。1963年北京電影製片廠要將《紅岩》改編為電影，邀請羅廣斌、楊益言、劉德彬到北京討論劇本，提供素材。羅廣斌、楊益言就多次對扮演江姐的於藍說：《紅岩》中有關江姐的部分都是劉德彬寫的，隻是劉德彬因“反右”時被整，所以小說出版時沒有署名。廖伯康也有這樣的回憶：“記得1967年楊益言住在北京地質學院時，我曾向他提出，劉德彬由於受了‘左’的錯誤的影響，未能在《紅岩》出書時把他的名字署上，這個問題今後還得解決一下。楊益言對我說，這件事情好辦，以後再版時，把劉德彬的名字署上，然後在後記中把劉德彬的名字未能在《紅岩》初版時署名的原因加以說明即可。這次談話給我印象很深，因為楊益言所提的辦法簡易可行，可使一件長期不合理的事情得到比較好的解決。”①何蜀：《劉德彬：被時代推上文學崗位的作家》（下），《社會科學論壇》，2004年第3期。
《紅岩》出版後，鑒於《紅岩》的成功，按照中宣部意見，羅廣斌、楊益言、劉德彬成立了三人創作集體。羅廣斌在1962年10月7日寫給妻子胡蜀興的信中說：“中宣部對劉德彬很關心。據談，周揚同誌曾說，劉德彬以生命參加了鬥爭，為革命流過血，又參加過《紅岩》的寫作勞動，組織上對他應有個全麵的估計才對。中宣部的同誌很同意並且鼓勵我們同老劉長期合作，搞集體創作”。①何蜀：《劉德彬：被時代推上文學崗位的作家》（上），《社會科學論壇》，2004年第2期。1962年12月，劉德彬被調到重慶市文聯任專職創作員，同羅廣斌、楊益言一起創作《紅岩》的“前續”。不過，因為他有“犯錯誤”的曆史，他們這個三人創作集體發表作品時他的署名排到了最後。50年代的“羅、劉、楊”，就這樣變成了60年代的“羅、楊、劉”。
如果這個三人創作集體繼續創作下去，或許就不會有後來的風波了。不幸的是“文革”的爆發使羅廣斌慘死，三人創作集體也隨之解散。之後隨著時代的變遷，人們看待事物的眼光也變了，《紅岩》的署名問題最終鬧出了一場風波。1992年11月20日，劉德彬向重慶市作協等單位提出申訴，1993年10月向重慶市中級人民法院提交訴狀，告楊益言侵害其著作權，提出《紅岩》作者應是羅廣斌、劉德彬、楊益言；要求被告賠償經濟損失15萬元。而楊益言認為，1956年根據羅、劉、楊寫的散篇結集的《錮禁的世界》不是小說，也不是《紅岩》的初稿；羅廣斌和楊益言1959年初才接到正式通知，參加小說創作，而劉德彬卻因故未能參與；1959年至1961年這一曆時三載的創作，都是重新構思，重新寫作的，因此，劉德彬不應享有《紅岩》的著作權。1999年，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做出判決：劉德彬不享有《紅岩》著作權，作者仍然是羅廣斌、楊益言。
對於這一事件，作為後輩的我們是無法評判的，我們隻能感歎時代是最大的悲劇和喜劇的締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