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初，在共青團重慶市委工作的羅廣斌、劉德彬和楊益言開始一起對青少年進行宣傳教育工作。1950年7月重慶《大眾文藝》上發表了署名羅廣斌、劉德彬、楊益言的《聖潔的血花——記97個永生的共產黨員》。這是根據羅廣斌的《血染白公館》和劉德彬的《火燒渣滓洞》兩文改寫而成，是他們第一次以三人名義發表的作品。1956年秋，羅廣斌、劉德彬、楊益言三人聯名向重慶市委書記處請創作假，想將歌頌烈士的宣傳講演寫出來，讓更多的青少年受到教育。市委準假，三人便住到重慶南溫泉公園開始了緊張的創作。三人的分工是：羅廣斌寫陳然、“小蘿卜頭”，劉德彬寫江姐、老大哥、雲霧山、“黑牢詩人”蔡夢慰、流浪兒蒲小路，楊益言寫龍光章和“水的鬥爭”。楊益言的哥哥、長期從事編輯工作的楊本泉被三人請來做指導。楊本泉根據羅廣斌在獄中寫的《我的“自白書”》加工創作了後來被視為陳然烈士遺詩的《我的“自白書”》①作家胡元對當時的情形是這樣回憶的：“我便問是誰寫的，楊本泉叫我猜，我猜是羅廣斌，羅廣斌笑著搖搖頭。又猜是劉德彬，劉德彬也搖頭。我就對楊本泉道：‘那就是你寫的了。’楊本泉平伸出雙手擺了幾下道：‘大家寫的，大家寫的。’”（何蜀：《〈我的自白書〉不是烈士遺詩》，《文史精華》，2003年第5期。）1963年，《紅岩》再版前在京召開座談會，峻晨向羅廣斌詢問過此詩的情況，羅廣斌回答了這樣一段話：“這個問題使我很不安。《我的“自白書”》並非陳然烈士遺詩，而是我們在撰寫《在烈火中永生》一書時，以陳然臨刑前要寫一首詩的打算和他在刑庭上威武不屈的氣概，以及陳然準備找一個機會在向特務作一番慷慨激昂的講演後用自殺怒斥敵人、激勵戰友的計劃為史實依據，由幾個人共同創作的。目的在於突出烈士的英雄形象。由於用了真名真姓，《詩抄》的編者誤以為是烈士的遺作收錄了。”（峻晨：《〈我的“自白書”〉的作者是誰》，《縱橫》，1984年第1期。）。這個誤會一直到80年代後，才逐漸得以澄清。
1956年底，羅廣斌、劉德彬、楊益言共同創作的《錮禁的世界》（後又名《禁錮的世界》）初稿完成。由於他們都不是作家，沒有文學創作的經驗和素養，因此《錮禁的世界》比較粗糙，在藝術上並不成功。雖然如此，這次寫作仍然給他們後來的創作打下了基礎，其中一些章節在報刊上的發表也擴大了他們的影響。
1958年2月，羅廣斌、劉德彬、楊益言合寫的回憶錄《在烈火中得到永生——記在重慶“中美合作所”死難的烈士們》在中國青年出版社（下簡稱中青社）下屬的《紅旗飄飄》雜誌第六期上發表，引起社會上極大的反響。讀者們紛紛來信要求內容再多一些，篇幅再長一些。於是1959年2月中青社又推出了《在烈火中得到永生》的增寫稿《在烈火中永生》，以單行本的形式出版，印數很快超過百萬。
《在烈火中得到永生》的成功使中青社對渣滓洞、白公館烈士這一題材更加關注。1958年7月，中青社文學編輯室主任江曉天偶然得知羅廣斌、劉德彬、楊益言正合寫一部長篇作品《禁錮的世界》，非常重視，將它列入中青社向建國十周年獻禮的規劃中。1958年秋，中青社社長兼總編朱語今和編輯王維玲來到重慶與羅廣斌等人會麵，鼓勵他們的小說創作，並請重慶方麵給予支持和協助。他們特地為羅廣斌、劉德彬、楊益言三位作者向重慶市委請創作假，以使他們能集中精力寫作。
1959年2月，羅廣斌、楊益言經重慶市委批準得到三個月的創作假。而劉德彬此時已被劃為右派，沒有得到批準。作為一個經受了血與火考驗的老共產黨員，劉德彬犯了什麼樣的錯誤呢？“錯誤”是這樣的：1957年，劉德彬響應了黨中央號召，動員小學教師“鳴放”；在一次市級會議上，他談到用群眾運動方式搞“肅反”導致的一些問題，建議今後以組織上的“審幹”代替群眾運動的“肅反”；在教育工會中他執行了省、市總工會的“錯誤”指示，如關心小學教師，為教師辦招待所、俱樂部，暑期為教師辦休養營、療養院等。1958年，劉德彬自請下放長壽湖農場勞動改造並請求處分。1959年1月，他被迫在機關黨員大會上公開檢討，機關黨組宣布了對他的處理：以“工團主義分子”、“嚴重右傾”、“攻擊肅反擴大化”等三條“嚴重錯誤”，劃為“中右”，留黨察看一年，撤銷行政職務。應該說，這是特定時代的特定“錯誤”，現在看來，根本不成立。但對於當時的劉德彬卻影響深遠，因為犯了錯誤的他，不宜再進行革命題材小說創作。從此，劉德彬被剝奪了繼續寫作和修改後來定名為《紅岩》的這部小說的權利。
1959年秋天，羅廣斌、楊益言寫出了《禁錮的世界》的第二稿。王維玲和江曉天看完稿子後，認為作品的整體框架大致可以，但基調過於陰沉壓抑，應該在思想、主題上進一步深化，讓小說的精神昂揚起來。此時，將小說作為國慶十周年獻禮已經來不及了，但中青社仍將它作為重點書稿進行出版策劃。
為了讓羅廣斌、楊益言更好地完成寫作任務，重慶市委決定讓他們到北京開闊眼界。1960年夏天，羅廣斌、楊益言到北京參觀，在中國革命曆史展覽館裏，他們瀏覽了毛主席指揮解放戰爭的全部電報手稿，猛然醒悟了他們的小說的症結所在：對解放戰爭的全局缺乏了解，小說沒有和革命大形勢結合起來。羅廣斌和楊益言的思維活躍了起來。1961年1月，羅廣斌、楊益言把重新構思、修改過的《禁錮的世界》第三稿寄到了北京。此時，中青社已經決定由曾負責《在烈火中得到永生》編輯工作的張羽擔任《禁錮的世界》的責任編輯。張羽在讀完稿子後，寫信給羅廣斌和楊益言，希望他們來北京定稿。3月7日，羅、楊來到北京。3月8日、9日，編輯室同誌和他倆連續開了兩天討論會，最終確定小說定名為《紅岩》。因為重慶的紅岩村曾經是黨中央代表團住過的地方，是中共南方局所在地。取名《紅岩》意味著這本書的主題是揭示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大後方人民和蔣美反動派展開的一場錯綜複雜的殊死鬥爭，黨的光輝指引著人民艱苦奮鬥、不怕犧牲、奪取勝利，而烈士們就是大後方人民的光榮代表。
1961年6月，小說的第四稿完成。6月27日，羅廣斌和楊益言帶著小說清樣，乘車回川，聽取四川有關同誌的意見。9月中旬，羅廣斌和楊益言帶著川渝兩地眾多同誌的意見，再次來到北京，準備對書稿做最後一次修改。張羽為了及時和他們交流情況、解決問題，也搬到了他們的宿舍。12月9日，全書終於修改完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