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世紀50年代：紅岩上紅梅開
渣滓洞和白公館均位於重慶西北郊的歌樂山下。渣滓洞原是一煤窯，白公館則是四川軍閥劉湘部下白駒的郊外別墅。1938年軍統霸占了這兩處地方，改為監獄，關押、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誌士。葉挺和廖承誌在這裏被囚禁過；張學良是從這裏被轉移到台灣的；楊虎城在這裏關了3年，全家遇害；羅世文、車耀先等都在這裏遇害。渣滓洞和白公館成了革命者口中的“兩口活棺材”。《紅岩》寫的就是這“兩口活棺材”裏的故事，而《紅岩》的作者們，羅廣斌、楊益言和飽受爭議的劉德彬，都是從這“兩口活棺材”裏出來的幸運的生還者。
羅廣斌，四川忠縣人，1924年出生在一個有聲望、有權勢的家庭。他同父異母的長兄羅廣文曆任國民黨18軍軍長、15兵團司令，抗戰勝利後是四川境內兵力最強的將領。羅廣斌深得父母的寵愛，過的是公子哥兒般的生活。但這公子哥兒卻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於1948年正式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48年9月，羅廣斌被他的上級、已叛變的中共地下黨重慶市委書記和副書記劉國定、冉益智（《紅岩》中甫誌高的原型）出賣。國民黨軍統西南區區長徐遠舉（《紅岩》中徐鵬飛的原型）在征求了羅廣文的意見後，逮捕了羅廣斌。羅廣文讓徐遠舉抓羅廣斌，一是為了讓羅廣斌受到教訓，二是怕在混亂局勢中一些小特務不知道羅廣斌是他的弟弟，隨便把羅廣斌殺了，他覺得讓羅廣斌關在監獄中更保險。①鄭光路：《〈紅岩〉作者羅廣斌“文革”中死因之爭》，《炎黃春秋》，1998年第5期。
羅廣斌先被關在渣滓洞，後又關進了白公館。在特務的眼裏，像羅廣斌這種出身的青年參加革命隻是一時衝動，隻要曉之以情，動之以理，要他具結悔過輕而易舉。哪知道羅廣斌意誌堅決，特務沒有辦法，就給羅廣斌上了腳鐐。在上了腳鐐之後，羅廣斌寫了《我的“自白書”》：“望著腳下沉重的鐵鐐，我沒有什麼需要自白，就拿起皮鞭吧，舉起你們尖銳的刺刀吧！我知道，你們饒不了我，正如我饒不了你們一樣，毒刑、拷打、槍斃、活埋，你們要怎麼幹，就怎麼幹吧！……”這就是後來廣為人知的《我的自白書》的雛形。
1949年11月27日，從白天起特務們就開始對囚犯進行屠殺，“半夜裏，白公館的眾多特務被調去集中營區西北角上的渣滓洞監獄突擊進行大屠殺，急於逃命的特務看守長楊進興將剩下的16個男犯集中關押到樓下右邊2號‘修養室’，便帶著親信提前向城裏撤退。這時，白公館隻留下了楊欽典一個看守。羅廣斌趕緊勸說這個平時已相處得較好、經難友們做了許多思想工作的看守認清形勢，放了他們。楊欽典終於答應讓他們逃跑。羅廣斌迅速召集起15個難友，又上樓去叫起了單獨關押、帶著一對小兒女的女難友，共19人，衝出了白公館”①何蜀：《〈紅岩〉與羅文斌》，《社會科學論壇》，2001年第2期。。這是羅廣斌脫險後向組織的交待，這一說法，得到了楊欽典和難友們的證實。然而50年代隨著一批批逃亡特務落入法網，有關“不殺羅廣斌”、“羅廣斌是放出去的”一類說法越來越多。特務的交待並沒有確切的證據，卻使有關方麵對羅廣斌的這段曆史產生了懷疑，有人甚至疑心羅廣斌會不會是接受了“潛伏任務”的叛徒。由羅廣斌組織突圍脫險的十幾個難友也大多遭到懷疑，受到不公正的對待。渣滓洞、白公館的囚禁生活造就了作家羅廣斌，也成為他生命中的定時炸彈，關鍵時刻就會引爆。
如果說羅廣斌曾是公子哥兒，劉德彬則是不折不扣的老共產黨員。1922年劉德彬出生於四川墊江一個普通農民家庭，16歲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在彭詠梧（江姐的丈夫）和江姐的領導下工作過，富有地下鬥爭經驗，《紅岩》中關於江姐的不少細節就是他提供的。1948年6月14日，劉德彬被捕，原因仍是劉國定和冉益智的叛變。江姐、李青林等大批地下黨員相繼被捕，中共在下川東的地下組織遭到大破壞。國民黨當局對下川東一案十分重視，希望從“匪首彭詠梧”之妻江竹筠身上突破，對她多次刑訊逼供。江姐十分堅強，寧死不招。她的英勇表現，傳遍了各個牢房，難友們無不對她充滿敬意。1949年1月19日是彭詠梧犧牲周年紀念日，關在渣滓洞的原下川東地下黨人，建議全體難友寫信給江姐表示慰問。劉德彬向大家講述了彭詠梧的英雄事跡，以及江姐聽到彭詠梧犧牲消息時的勇敢情形，好些人被感動得流下了眼淚。正是這些劉德彬的親眼所見、親耳所聽、親身所感，使江姐成了《紅岩》裏最打動人心的形象。
1949年11月27日下半夜，特務把渣滓洞剩下的200餘犯人集中到樓下八間牢房，然後每個牢房用兩把鎖鎖上。特務們用槍向每間牢房內掃射，然後打開牢門逐室補槍。劉德彬所在這間牢房是最後補槍的，或許特務們急於逃走鬆懈了，或許是見劉德彬滿身是血，以為已經死了，就沒再往他身上補。補完槍，特務們又把牢門鎖上，把事先準備好的幹柴堆在走廊上，澆上汽油點上火。火燒起來後，特務們就開始撤走。劉德彬等了一小會兒，發現外麵沒有了動靜，就與另外幾個幸存的難友破門而出，逃出了渣滓洞。
與羅廣斌和劉德彬相比，楊益言的經曆要簡單一些，被捕時隻是一名愛國學生。他1925年生於重慶，1948年初因參加學生運動被學校開除。由於他寫給女朋友的信件被特務檢查到了，特務誤認為他是中共派回重慶恢複《挺進報》的共產黨，就逮捕了他，把他囚禁在渣滓洞。1949年4月，因楊益言與中共地下組織及民盟、民革組織均無關係，隻是一般嫌疑犯，經家人花錢保釋出獄。
1949年11月30日重慶解放，設立了“脫險同誌聯絡處”。在這裏羅廣斌與劉德彬相逢了。12月中旬他們被派到“重慶市各界追悼楊虎城將軍暨被難烈士追悼會”整理烈士事跡，提供給烈士資格審查委員會參考。在這期間，他們讀到了楊益言的文章《我從集中營出來——磁器口集中營生活回憶》，並認識了楊益言。1950年1月中旬烈士追悼會結束後，羅廣斌和劉德彬在有關幹部的領導下，把材料集中彙編為大會特刊。其中，羅廣斌寫了《血染白公館》一節，劉德彬寫了《火燒渣滓洞》一節。為宣傳需要，大會特刊定名為《如此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蔣美特務重慶大屠殺之血錄》①當時在外交政策上實施向蘇聯“一邊倒”，對美國則“反美、仇美、蔑美”。楊益言的《我從集中營出來——磁器口集中營生活回憶》之所以引人注目就在於：第一次把渣滓洞看守所同抗日戰爭時期中美兩國建立的對日作戰軍事情報合作機構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聯係在一起。事實上，抗戰勝利後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已經撤銷，與關押、屠殺政治犯的“法西斯集中營”並無關係。以後隨著反美宣傳的升級，“蔣美特務”的提法演變成為了“美蔣特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