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內在的精神遺傳也體現在他們各自的代表作中。《創業史》和《平凡的世界》都站在不同的曆史製高點，力圖全景式地展示中國農民在不同曆史轉折期社會生活與社會心理的巨大變遷。正如路遙自己所說：“作為正統的農民的兒子……我對中國農民的命運充滿了焦灼的關切之情。我更多地關懷著他們在走向新生活過程中的艱辛與痛苦，而不僅僅是達到彼岸後的大歡樂。”①路遙：《路遙全集》（散文隨筆書信），廣州出版社、太白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頁。小說所具有的政治意蘊不言自明：一個是為合作化運動鼓與呼，一個是為農村體製改革歌與頌。梁生寶是合作化運動的帶頭人，是社會主義運動的先行者；孫少安是農村體製改革的積極推動者，是新時代農民企業家的代言人。孫少平則是鄉村傳統文化的叛逆者，是積極主動地楔入現代化進程的鄉村知識青年的代表。路遙在總結《平凡的世界》的創作經驗時說：“在中國老一輩作家中，我最敬愛的是兩位。一位是已故的柳青，一位是健在的秦兆陽。”這種自白讓我們清楚地看到路遙對柳青的敬仰之情。同時小說所呈現出來的史詩的追求，結構的縝密，人物的刻畫，心理的書寫都體現出路遙對柳青的積極模仿與繼承。
還有一位被稱為“小柳青”的作家——陳忠實。他同樣是柳青的追隨者。其處女作《接班以後》就是經柳青親自修改發表的。年輕的陳忠實對《創業史》的深愛之情超過了他當年讀過的任何一部文學作品，原因就在於柳青對關中農村和農民生活描寫之真實超過了當時他能看到的一切寫農村的文學作品。陳忠實說：“我信服柳青三個學校的主張，而且越來越覺得柳青把生活作為作家的第一所學校是有深刻道理的。”“《創業史》這部史詩所顯示出的雄厚的真實的力量，是這樣強烈而有力地征服了讀者的心，使我每讀一次，便加深了對‘三個學校’的主張的深刻理解。”陳忠實從1962年高中畢業到1982年調陝西作協從事專業創作，整整在農村呆了二十年，期間曾任中小學教師、基礎幹部、公社領導等。如果說這二十年的農村生活為他以後的創作積累了豐富的生活經驗的話，以後整整十年的創作則為《白鹿原》出世做了長時間的訓練與孕育。為完成一部堪稱為“一個民族的秘史”的，死後可以放在自己棺材裏當枕頭的大書，陳忠實又花了兩三年的時間做了多方麵的準備如社會調查、曆史研究以及藝術上的學習。花了10年時間幾易其稿。為了搜集曆史素材，他走訪了關中平原上百個村子，幾百戶村民，查閱了20多個縣的縣誌。單寫素材筆記就寫了近百萬字。做了這些準備和思考後，陳忠實遠離塵囂，回到故鄉小屋，閉門謝客，焚膏繼晷，嘔心瀝血，潛心創作《白鹿原》，而這又整整花了四年。柳青說“文學是愚人的事業”，陳忠實在長達十年的孤清日子裏，該是對這句話有著自己特別的體會吧！發奮著書，發揚“愚人”精神，對於將創作看作終身事業的作家也許是一種必備的素質。①何啟賢：《文學編輯四十年》，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329—345頁。
具體到兩者的鴻篇巨製，有人依據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從柳青與陳忠實的人格心理出發來分析《創業史》與《白鹿原》精神上的遺傳關係；①李遇春：《陳忠實與柳青的文化心理比較分析——以〈白鹿原〉和〈創業史〉為中心》，《小說評論》，2003年第5期。也有人從其意義上的相互闡釋上發現了它們“互文性”的特點。①孫先科：《〈白鹿原〉與〈創業史〉的“互文”關係及其意義闡釋》，《杭州師範學院學報》，2004年第7期。如陳忠實在《白鹿原》中突兀地來了這樣一段話：“最終弄清白靈死亡過程的人是作家鹿鳴。這已經到了本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白嘉軒也死掉了，自然至死也不清楚女兒靈靈死亡的具體情況。鹿鳴翻閱一本專事追述死亡英雄的《革命英烈》雜誌時發現了白靈。鹿鳴五十年代中期在白鹿村搞農業合作化運動時結識了白嘉軒，在白嘉軒的門框上看到過那塊‘革命烈士’的牌子。他寫過一本反映農民走集體化道路的長篇小說《春風化雨》而轟動文壇，白嘉軒被作為小說中頑固落後分子的一個典型人物生活原型給他很深印象。”①陳忠實：《白鹿原》，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539頁。這種有意識地逸出文本故事的敘述是否有其他所指呢？這種將故事引向《白鹿原》故事空間之外的意圖，不由得使人想起柳青及其《創業史》。“五十年代中期”、“農業合作化運動”、“農民走集體化道路”等關鍵詞都為我們的想象提供了佐證。“文學作品最直接的背景就是它語言上和文學上的傳統。”①勒內·韋勒克、奧斯汀·沃倫：《文學理論》第115頁，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因此，我們可以從陳忠實及其《白鹿原》中明顯感覺到柳青及其《創業史》的影子。而《白鹿原》開放現實主義手法的創造性運用至今還影響著中國文學的創作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