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創業史》對當代文壇的影響
及新世紀以來的接受
然而，新世紀以來重新解讀紅色經典成為當代文學研究的熱點，《創業史》也在重新闡釋之列。但是，某種程度上，部分“重評”存在著泛政治化或泛文化化的毛病，同時具有“過度詮釋”的嫌疑。
麵對這種研究風氣，劉納表達了自己的不滿，試圖從文學性的角度發掘《創業史》的意義。“《創業史》寫得怎樣？柳青的藝術表現力怎樣？”她認為：以前的“重評”實際上都是在關注文學本身寫什麼，或者怎樣寫的問題，惟一不關注的是“寫得怎麼樣”——即文學性的問題，因而認為這些“重評”從本質上背離了文學性的標準，與1950—1970年代的政治批評沒有太大的本質差別。“近半個世紀以來，文學的價值判斷尺度似乎有過很大的變動和遊移，但變動來變動去，遊移來遊移去，評價的主要依據都是主題和整體框架，無論對《創業史》持讚揚還是質疑態度，人們始終承認《創業史》描寫的生動性，同時又始終沒把這生動性看得重要，它或者是大成就附帶的小優點，或者是大失誤中的小優點。文學觀念變來變去，而藝術描寫、特別是細節描寫不重要的位置未曾改變。”①劉納：《寫得怎樣：關於作品的文學評價——重讀〈創業史〉並以其為例》，《文學評論》，2005年第4期。多年來被遮蔽的文學品質被她提高到了應有的位置。
在劉納看來，我們至今對經典的“重評”，很大程度上還局限於外部批評，內部批評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對於文學自身的文學價值挖掘不足。顯然，她已經回到了對於文學自身的“本體論”式的批評。換言之，劉納的文學評價是就文學自身標準來談論文學。
應該說，劉納對於目前批評界的指責可謂一語中的，但這必然會引發另一個問題：文學自身的標準又是什麼？她將這種評價的標準定義為“細節描寫”，進而將其與“藝術表現力”、“藝術描寫”等相聯係，認為這些構成了文學批評最為本質的組成部分。
劉納這種文學評價標準的提出是以擠兌甚至剔除另外兩種文學評價方式（“寫什麼、怎麼寫”）為前提的，劉納的立論基礎是：在“寫什麼”與“怎麼寫”之間，存在著相互製約的對應關係，而在寫得怎麼樣與“寫什麼”與“怎麼寫”之間，並不存在太多的關聯。這種觀點顯然也有偏頗之處。
至於柳青、《創業史》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影響，正如閻綱所說：《創業史》將傳統的現實主義精神和創作方法發展到又一個高度。《創業史》創造性的人物刻畫、心理描寫、細節描寫、情緒醞釀、氣氛點染，包括極富哲理性的議論，都讓後來的陝西作家受用不盡，路遙、陳忠實、賈平凹、鄒誌安等都有意遵循柳青的路子往前走。而學柳青深得堂奧的是路遙和忠實。①《與閻鋼暢談陝西文學》
路遙曾說：“柳青是這樣的一種人：他時刻把公民性和藝術家巨大的詩情溶解在一起。作為一個藝術家，他始終像燃燒的火焰和激蕩的水流。他竭力想讓人們在大合唱中清楚地聽見他自己的歌喉；他處心積慮地企圖使自己突出於一般人。但在日常生活中，他又嚴格的把自己看作是一個普通公民，盡力要求自己不喪失一個普通人的感覺。他多年像農民一樣生活在農村，像一個普通基層幹部那樣做了許多具體工作。正因為如此，他才能在《創業史》中那麼逼真地再現如此複雜多端的生活——在這部作品中，我們看見的每條細小的波紋都好像是生活本身的皺折。”“作為一個深刻的思想家和不同凡響的小說藝術家，柳青的主要才華就是能把這樣一些生活的細流，千方百計疏引和彙集到他作品整體結構的寬闊的河床上；使這些看起來似乎平常的生活頓時充滿了一種巨大而澎湃的思想和曆史的容量。”①路遙：《柳青的遺產》，http：//www.white—collar.net01—authorl58—luyao030.htm早年就因閱讀《創業史》而與柳青有過精神交流，後有幸成為《創業史》（第二部）的責編，並得到柳青耳提麵授的路遙，在潛移默化中受到了柳青的熏陶，從而使其從精神到人格上都得到了明顯的升華。這裏我們可以看出路遙對柳青戀土情結、發奮精神獨到的認識。或許是英雄惺惺相惜，才有了此等心有靈犀的默契。而這種精神遺產自然會影響到路遙的創作。
這裏不由得使人想起韓石山對路遙的看法：路遙沒讀過什麼書，沒什麼天才，不過是因為繼承了其文學教父柳青敢於吃苦的秉性，一味的苦吟，為了寫一本過時的小說，白白搭上自家性命。①韓石山：《是誰“謀殺”了路遙》，http：//www.pzh520.commovie.asp？id=1280.這些話是否客觀我們暫且不論，倒是可以從這些話中看出了路遙與柳青的某種內在一致性。這種堅忍不拔的頑強意誌和不屈不撓的獻身精神，自然是柳青發奮精神的遺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