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砍斷那封建的鐵鎖鏈！
這段詞也是原小說中沒有的，它出現在歌劇的第一場——所有矛盾展開的初始，很有意味：小二黑和小芹後來之所以能那樣堅決地與二諸葛、三仙姑和金旺兄弟鬥爭，沒有絲毫軟弱，正是因為區長所代表的新政權的支持。類似這樣的話一再在小二黑和小芹的對話中出現，很自然地為區長最後出現在村公所廣場上懲惡揚善，鼓勵先進教育落後的高潮情節作了自然的鋪墊。
通過這樣的增刪、調整、修改與編排，劇本的政治性話語明顯加強，政治救贖的主題也得到進一步突出。
另一方麵，從音樂的角度來看，這出歌劇在中國新歌劇音樂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作曲者馬可是中國新歌劇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的貢獻主要在西洋歌劇的民族化方麵。從解放前的《夫妻識字》《白毛女》等新歌劇開始，他就致力於將西洋歌劇形式與中國的民間音樂結合，創造出具有中國特色、能為老百姓喜聞樂見的新歌劇。歌劇《小二黑結婚》的突出特點在於它向傳統戲曲（主要是北方的“三梆一落”即山西梆子、河北梆子、河南梆子和評戲）吸取音樂素材，開創出一條在傳統戲曲基礎上發展歌劇的道路。在新中國歌劇史上歌劇《小二黑結婚》是一部具有裏程碑性質的作品，是當之無愧的“紅色歌劇經典”。至今，這出歌劇中的經典片斷仍在不同的場合以不同的方式上演，有著旺盛的藝術生命力。而“小二黑”的故事就在這樣經典的音樂聲中不斷傳揚，穿越了半個世紀的時空。
兩種版本的電影《小二黑結婚》
說到電影《小二黑結婚》，老一輩觀眾熟悉的可能是1964年北京電影製片廠拍攝的版本。但在此之前——1950年香港“大光明影業公司”已經將“小二黑”的故事搬上了銀幕，並受到各界的歡迎。雖然兩種版本的電影演繹的是同一個故事，但時代、背景和政治語境的不同，使得影片被賦予的涵義也不同。
說起1950年香港“大光明”版“小二黑”的拍攝經過也是一波三折。
《小二黑結婚》的小說早在1948年前就流傳到香港（由香港華夏出版社作為“北方文叢”之一出版）。接著“小二黑”的快板和話劇也紛紛上演。1948年11月，香港南方學院組成的南方劇社在港孔聖堂、紅孩兒劇場公演，場場爆滿，座無虛席。正在香港的郭沫若夫婦、章乃器夫婦、鄧初民夫婦也前往觀看。事後，郭沫若、茅盾還撰文寫了觀後感。
但是話劇的傳播範圍和影響力畢竟是有限的，無法滿足香港人民對解放區的好奇與朦朧的向往憧憬之心。
1948年，演員顧而已與顧也魯兩人在香港合辦了一個電影公司——“大光明影業公司”——作為進步電影的陣地，“跟那些烏煙瘴氣的，黃色反動電影作鬥爭”①顧也魯：《上海灘從影》，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顧而已語）。“大光明”先後拍了《野火春風》《水上人家》兩部影片。這兩部影片題材都是反映“舊世界”的殘酷和毀滅，表現對“新世界”的向往和憧憬的。因而影片公映後，受到香港進步報刊的推崇與鼓勵。但那個大家都向往的“新世界”到底是什麼樣的呢？在這兩部片子中都是朦朧模糊的。拍第三部電影時，顧而已的弟弟——劇作家顧也鐔向哥哥推薦了早已風靡邊區，被奉為經典並且傳到香港的“小二黑結婚”的故事。顧而已當即拍板經營此作。他請歐陽予倩征求趙樹理的同意，又請瞿白音改編。兩人都同意了。接著，又擬定由顧而已來導演，顧也魯扮演小二黑，陳娟娟演小芹，孫景璐和鄭敏則分別飾演三仙姑和二諸葛。影片在拍攝過程中經曆了重重波折。先是遇到資金不足。所幸的是先後得到“長城影業公司”的老板和“金山航運公司”經理董浩雲①三十年代顧也魯與董浩雲一起參加過進步文藝團體“螞蟻劇團”。作為一名實業家，董浩雲對藝術有著極濃的興趣與愛好，曾資助過許多藝術家。的慷慨投資。接著又碰到片場和膠片的問題。在當時特殊的政治條件下，香港政府規定，拍攝解放區題材一律不許提供膠片，還有片場也不能租給拍解放區題材的影片公司。後來幸得“長城”的老板提議租借規定沒那麼嚴格的粵語片場才解決問題（因為片場是粵語片場，柯達公司才同意供應膠片，所以膠片問題才得到解決）。影片拍攝過程中還得時時提防被國民黨特務發現；好不容易拍成了，演員顧也魯還受到威脅。一個特務到“大光明”來，要顧也魯交出趙樹理，還威脅：“拍小二黑，當心腦袋搬家！”（結果“不幸”言中，不久，顧也魯便連同“大光明”整個“搬”回了早已解放的上海。）經曆了千難萬險，影片終於在1950年9月26日在香港公映。
這部電影寄托了香港電影進步力量和愛國民眾對新政權和解放區“新的世界”的熱切向往。但是遺憾的是，由於曆史條件和香港的政治環境等多方麵原因，影片在中國電影史上沒有產生多大影響。迄今為止也很難找到有關公映後當時香港觀眾對影片反響的資料。
相對而言，1964年北京電影製片廠拍攝的版本影響較大些。這一時期，趙樹理的創作出現了與主流意識形態不合拍的因素，文學界對他的評價有所下降。1959年《文藝報》上發表了一篇批評趙樹理的《“鍛煉鍛煉”》的文章，雖然此後老舍和茅盾分別於1961年和1962年寫讚揚文章予以抵製，包括1962年的大連會議上對趙樹理“寫中間人物”的問題也予以肯定。但也沒能阻擋趙樹理在文壇的評價和地位日益下滑的趨勢。影片拍攝的時間正是《小二黑結婚》隨同它的作者在文壇權威地位日益下降之時。時隔半個世紀，重看這部特殊時間攝製而成的“紅色”電影，仍能夠觸摸到特定時期主流意識形態觀念製約主創人員、改寫原作的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