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說，人類有了語言，就能在自然界中創造出多種新的世界：內心意識世界以及我們創造的並與他人分享的我們稱之為“文化”的世界。口語的進化是人類史前時期進化的一個轉折點。語言是人類交流的媒介，文化成了人們的必然。人類學家隻能肯定兩個與語言有關的問題，一個是直接的，另一個是間接的。首先，口語顯然區分了智人和所有其他的生物。除人以外沒有任何生物具有複雜的口語，具有一種溝通手段和一種進行內省思考的媒介。其次，智人腦量是進化上我們最近的親戚非洲猿的腦量的3倍。這兩者之間肯定是有關係的，但是關於它的性質存在著激烈的爭論。作者認為，語言發生於人類史前時期，它以某種方法並循著某種時間的軌道，而且在這個過程中改變了作為個體和作為一個物種的人。“在所有我們的精神能力中，語言是在意識門檻之下的最深處，是理性最難理解的，”比克頓說，“我們幾乎無法記起一個沒有語言的時代，更不必說我們是怎樣獲得語言的。當我們第一次能夠產生一個想法時，語言就在那裏。”作為一個個體，每個人依靠語言在世界上生存，人們無法想像一個沒有語言的世界。作為一個物種，通過精心製作的文化，語言改變了人們彼此相互作用的方式。語言和文化使人類既聯合又分開。世界上現存的5000種語言是我們共有能力的產物，但是他們創造的5000種文化是互相分離的。人類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塑造了人類自己的文化的產物，以致人們常常不能認識到文化是我們自己創造的一種人工製品，直到親自麵對一種非常不同的文化。
但作者感到可笑的是，雖然哲學家們長期以來就在研究語言的世界，但是人們所知道的關於語言的大部分東西是在近30年中才出現的。大體說來，關於語言的進化之源有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把它看作是人的一個獨特的特征，是隨著人類腦子的增大而產生的一種能力。這樣，語言被認為已跨過認識的門檻，它是晚近時期迅速出現的。第二種見解認為，口語是在非人的祖先中通過作用於各種認識能力的自然選擇而進化的，這種認識能力包括但並不限於交流信息。在這所謂的連續性模式中，語言是隨著人屬的進化而開始，在人類史前時期逐漸進化產生的。作者將本書的主題之一定為在哲學上把那些將人看作是特殊的動物並與自然界的其他事物分離的人，與那些承認在人和自然界之間有一種緊密聯係的人劃分開來。任何地方也沒有像關於語言性質和起源的爭論更加容易動感情的了。語言學家對猿語研究者所說的尖刻的話，無疑反映了這種劃分。
作者認為，語言發生於人類史前時期——以某種方法並循著某種時間的軌道——而且在這個過程中改變了作為個體和作為一個物種的人。作為一個個體，我們依靠語言在世界上生存，我們無法想像一個沒有語言的世界。作為一個物種，通過精心製作的文化，語言改變了我們彼此相互作用的方式。語言和文化使我們既聯合又分開。世界上現存的5000種語言是我們共有能力的產物，但是他們創造的5000種文化是互相分離的。我們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塑造了我們的文化的產物，以致我們常常不能認識到文化是我們自己創造的一種人工製品，直到我們麵對一種非常不同的文化。語言確實在智人和自然界的其餘部分之間造成了一條鴻溝。人類發出不相連貫的聲音或音素的能力，隻是稍高於猿的這種能力：我們有50種音素，猿大約有12種。然而，我們對那些聲音的使用實際上是無止境的，它們能被編排和重新組合而賦予人類平均具有10萬個單詞的詞彙量，而那些單詞能組合成無數的句子。因此，智人快速和詳細的交流信息能力和思想之豐富方麵，在自然界是無與倫比的。
作者認為作為研究者本身，首要任務是解釋語言是怎樣產生的。對此，有一種觀點認為，人們無需指望自然選擇作為語言的根源，因為語言的出現是曆史的一個偶然事件，是一種一旦越過某種認識門檻就會出現的能力。持此觀點的人主張：“目前我們不知道，在人類進化期間出現的特殊條件下，當10億神經細胞被放在一個籃球大小的物體中的時候，自然規律是如何起作用的。”作者是反對這種觀點的。他認為，這種觀點“把這個問題弄顛倒了”。腦量的增加更可能是語言進化的結果，而不是相反。但問題是，有利於口語進化的自然選擇壓力是什麼？這種能力可能不是一出現就很完善的，所以研究者不得不追問，一種欠發達的語言會給我們的祖先帶來什麼樣的好處。最明顯的答案是，語言提供了有效的溝通方式。當人們祖先開始進行初步的狩獵和采集時，這種能力對祖先確實會是有益的。狩獵和采集是一種比猿的日常行為更具有挑戰意義的生存方式。隨著這種生活方式日益複雜，社會和經濟協調的需要也增加。在這種情況下，有效的溝通變得越來越有價值。自然選擇會因此而穩步地提高語言能力。結果，古猿聲音的基本組成部分——可能類似現代猿的喘氣、表示蔑視不滿的叫聲和哼哼聲——會擴大，而它的表達會變得更有結構性。像人們今天所知道的，語言是因狩獵和采集的迫切需要而出現的，或者似乎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