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說，達爾文認為人類誕生地是非洲，是因為：“在世界上每一個大的區域裏，現存的哺乳動物都與在同一區域產生出來的物種關係密切。非洲現在生存有大猩猩和黑猩猩兩種猿。因此，非洲過去可能生存著與它們密切相關的已經絕滅的猿類；而現存的兩種非洲猿是人類最近的親屬，因而我們早期的祖先更可能是生活在非洲，而不是其他地方。”對此，作者指出，當達爾文寫這些話的時候，在任何地方都沒有發現早期的人類化石，他的結論完全是根據理論得出的。在達爾文有生之年，唯一已知的人類化石是歐洲的尼安德特人，這是代表人類史上較晚時期的化石。
作者認為達爾文在《人類的由來》一書中提出的另一重要結論是人類的重要特征是：兩足行走，技能和擴大的腦是協調地產生的，因為達爾文寫道：“如果人的手和臂解放出來，腳更穩固地站立，這對人類是有利的話，那麼有理由相信，人類的祖先愈來愈多地兩足直立行走對他們更加有利。如果手和臂隻是習慣地用來支持整個體重或者特別適合於攀樹，那麼手和臂就不能變得足夠完善以製造武器或有目的地投擲石塊和矛。”而且達爾文論證，這些使用武器、兩足行走的動物擴大了緊密的社會交往，這就要求有更高的才智。我們祖先愈聰明，他們的技術和社會就愈複雜，這反過來又要求有更高的智慧，如此等等。每一性狀的進化都反饋至其他的性狀。這種互相聯係的進化理論為人類起源提供了一幅很清晰的圖景，從而成為人類學這門科學發展的核心。
根據這幅圖景，人類物種起源時不隻是一種兩足行走的猿，他已經具有了智人的若幹性狀。這種思想有著非常強的說服力，以致人類學家們能夠在很長時期內圍繞它形成有說服力的假說。但是這幅圖景並不科學，如果從猿到人的進化分化既是突發的，又是古遠的，那麼，在我們與自然界之間就存在著很大的一段距離。這種觀點對深信智人是一種根本上特殊生物的人來說，可能是一種安慰。
作者指出達爾文論點的影響力一直保持至20世紀80年代，並最終引起關於人類最初在何時出現的一次大辯論的重要緣由。這次大辯論體現了達爾文的聯係進化假說的魅力，也標誌著它對人類學思想統治的終結。這場激烈的爭論持續了10多年，其間分子的證據愈來愈多，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皮爾比姆和他的小組在巴基斯坦，英國倫敦自然博物館的彼得·安德魯斯（Peter Andrews）和他的同事在土耳其發現了類似臘瑪古猿化石但完整得多的標本。這個臘瑪古猿事件在兩方麵改變了人類學，一是用實例顯示根據共同的解剖性狀來推斷共同的進化關係是極其危險的；二是暴露了盲目信奉達爾文的“一攬子”論點是愚蠢的。西蒙斯和皮爾比姆根據犬齒的形狀，推想出臘瑪古猿的整個生活方式，即有一個人類性狀存在，其他一切性狀就都假定其存在。由於臘瑪古猿的人科地位被否定了，人類學家們開始對達爾文“一攬子”論點產生了動搖。
作者認為人類進化過程中有4大事件，即大約700萬年前的人科本身的起源；隨後的兩足行走的猿類物種的“適應輻射”；大約250萬年前腦量開始增大，實際上即人屬的起始；和現代人的起源。其中的第四件大事件，即像我們這樣的人的起源是當前人類學中爭論最激烈的問題。極不同的假說不斷地爭論著，難得有一個月的時間不舉行會議，或者出版大量書籍和科學論文爭論這些問題。每本書籍和每篇文章常常提出完全相反的觀點。“像我們這樣的人”，我的意思是指現代的智人，就是有鑒別和革新技術的能力，有藝術表達的能力，有內省的意識和道德觀念的人。
接著作者指出，現代人起源於何時？這個過程又是如何發生的？是在很長時間以前逐漸地發生，還是急劇地發生於最近的時期？這些問題是爭論的核心。
作者總結了有人提出的兩個極不相同的假說：第一種假說，被稱為多地區進化假說，認為現代人的起源是包括整個舊大陸的事件，現代人出現於任何有直立人群體的地方。根據這種觀點，尼安德特人是三大洲範圍內進化的一個縮影，他們在解剖結構上是介於直立人和現代智人之間的人類，是今天生活在歐洲、中東和西亞的人群的直接祖先。密執安大學人類學家米爾福德·沃爾波夫（Milford Wo1poff）指出，向智人的生物狀態進化的普遍趨勢是由我們祖先的新的文化背景推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