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而，作者提出，科學和技術為社會提供物質利益和較高的生活水平，但是伴隨著發生資源枯竭和環境公害，要解決這些問題，光靠技術辦法是不行的，還要求在人類價值和社會製度方麵來個根本變化。許多科學家在如何對待他們的研究工作後果方麵，正在達到一個新的覺悟水平。但是，科學和技術發展能由科學家單獨掌管嗎？為此，他指出，現在技術是由少數知識分子和技術界的“精英”控製的，而這些人僅為強力集團的很少數的私人利益服務。像“智囊班子”和“智囊團”這類術語，就是為形容這些集團而出現的。因此，作者強調要對科學和技術實行公眾監督，就要求政府、工業和其他部門提供清楚的情報來源，使公民集團可以根據這些情報做出決策。
作者指出，由於專門化科學知識和技術的增長，削弱了社會了解和控製科學和技術對日常生活影響的能力。技術的決策和實行常常很快，以致不能預先估計這些決策對社會和環境造成的衝擊。技術應用不當而產生的副作用，比比皆是。殺蟲劑和其他有機化合物在生物圈裏廣泛傳播，後來發現在人體和其他動物的脂肪組織裏富含毒素。為了灌溉、防洪和發電，在尼羅河上建設了世界上最大水壩（阿斯旺水壩），但後來發現，這座水壩使得血吸蟲病廣泛流行，並使流入地中海的營養物和魚類資源減少。由於這些問題以及其他與技術有關問題，越來越多的人（特別是青年）對科學和技術冷淡了，產生了忿恨不滿的情緒，總感到受一些超出他們的理解和控製範圍之外的力量所左右。
另外，他特別指出，人為的低廉價格招致浪費，應當加以製止。水和其他一些資源的定價，遠遠低於其實際成本。當能量人為地保持低廉價格時，個人用戶就容易浪費，而工業由於使用廉價動力，其產品成本就會低於實際成本，從而引起用戶更多地使用和浪費這些產品。人們再也不能認為水和空氣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了，作者說，這就像我們培植、使用和再培植糧食一樣，我們必須使用、淨化和再淨化空氣和水，以此實現節約的目的。
作者認為，為調節人口增長，對兒童可分配一定的自然資源單位。這與生孩子征稅不同，它對那些想要許多孩子的人並不從錢財上給予懲罰。但是，這些人既然想多要孩子，那麼在選擇那些對環境有影響的活動方麵，他們的權利就應當相應抵消。對工業公司和其他組織也分配自然資源單位。政府首先計算出資源消費和汙染的允許速度，然後根據這點決定自然資源單位的分配。
同時，作者認為，政府的自然資源單位預算如同金錢預算一樣，要接受公眾檢查。他認為政府通過廣大的計算機網收集有關現行自然資源單位以及資源儲量、人口規模和汙染技術的情報，進而確定什麼地區的環境影響必須減少或保持，什麼地方可以增加。自然資源單位流通券可采用個人信用卡的形式歸各人持有，支出時記帳，由地區計算機將支出帳目輸送至中央計算機存儲器。
關於新技術，作者肯定地認為，新技術將會在衛生、經濟、環境、資源、價值以及社會政治製度和過程等方麵產生影響。環境保護局要求，不等工業和政府提出重大訴訟，就應製定出環境影響規定。這一概念可以擴大到環境影響之外的其他內容，那樣一來，就要求所有科學和技術部門都製定出影響規定，並提供類似環境保護局要求的情報。這些情報包括：（1）潛在影響；（2）不可避免的有害影響；（3）資源的耗用情況；（4）資源的長期需求和短期考慮；（5）建議采取的行動選擇方案。使技術朝著高尚目的發展的最好辦法，就是將許多方法結合起來應用，這包括：改進教育和情報交流；由政府比較有效地進行組織、估價和計劃；采取某種公正的配給或管理製度等等。
作者談到新技術使社會麵臨許多重大問題。基本科學研究，是人類好奇、探索和創造特性的表現，這是不應當忽視的。可是，當前的緊迫問題卻要求人們發展能提出具體解決方法的應用研究。人類需要學會聰明而人道地應用他們獲得的知識。此外，這些緊迫問題不隻要求技術解決辦法，它們還要求根本改變人類的價值觀念。人類要繼續生存幾十年以上的時間，就必須迅速解決這些問題。
作者指出，由技術進展而產生出來的全球問題，要求有國際的法律和管理製度這種形式的全球解決辦法。可是，這種對資源、汙染、增長的必要的權力集中，會排擠人類自由。在這個危機四伏的時代，有知識、有學問的人肩負著一個責任，就是以淺顯易懂的語言把危險告訴給普通群眾，告訴給對政治行動負責的人們，並且向他們說明辦法和出路。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作者在這本書中宣稱：地球上許多生物要比我們高明。這些生物能做到這一點，主要是因為他們能與周圍環境和諧共存，因為他們能順應和適從他們生存所在的自然環境。有許多物種滅絕了，因為他們不能適應。作者認為，如果人類繼續我行我素，而將對環境的危害置之不理，人類將步這些生物的後塵而滅絕，這並不是完全不可思議的事情。精彩語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