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著作者認為，遺傳的機製是同量子論的基礎密切相關的，但並不是建立在量子論的基礎之上的。量子理論是馬克斯·普朗克於1900年建立的。現代遺傳學可以從德弗裏斯、科倫斯和切爾瑪克（1900年）重新發現孟德爾的論文，以及從德弗裏斯關於突變的論文（1901-1903年）那時算起。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說，這兩大理論幾乎是同時誕生的，而且它們兩者一定要在相當成熟後才會發生聯係。量子論的最大啟示是在自然界裏發現了不連續性的特點，而當時的觀點卻認為自然界中除了連續性外全都是荒謬的。因此，作者強調人們可以滿有把握地斷言，除了用遺傳物質的分子解釋外，不可能再有別的解釋了，也就是說，在物理學方麵不再有別的可能性可以解釋遺傳物質的不變性。
作者對量子論的運用還表現在他對意識的認識方麵。他認為，在一個生物的肉體裏，存在著一些時空事件，這些事件同它的心靈活動是相對應的，並且同它的自覺活動或任何其他活動也是相對應的，如果這些時空事件不是嚴格地決定的，無論如何也是統計地決定的。他要強調的是，對於一個物理學家來說，他和有些人所持有的意見相反。在他看來，在這些時空事件中，量子的測不準性對它們所起的作用不是生物學上的作用，因為在科學界，為大家所公認的是，隻有在減數分裂、自然空變和X射線誘發突變等這樣一些事件中，也就是隻有在提高了這些時空事件的純粹偶然性的特性時，量子的測不準性才會起作用，這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很明顯的。意識從來不是在複數中被經驗的，而隻是在單數中被經驗的。即使在意識分裂或雙重人格的病理事例中，兩個人格也是先後交替出現的，決不是同時出現的。作者舉例說，人們雖然在夢中同時扮演了許多角色，但這當中還是有差別的：因為人們總是以這個角色或那個角色的身份直接地行動和說話，而當人們常常熱切地期待另一個人的回答或反應時，人們並沒有意識到這個事實，即恰恰是人們自己控製了他的言行，就像人們控製自己的言行一樣。
此外作者還從純粹的物理學觀點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一個有機體和它經曆的全部生物學的有關過程，必須具有極其多的“多原子”結構，必須防止偶然的“單原子”事件起到太重大的作用。有機體可以具有足夠精確的物理學定律，並依這些定律建立它的很有規則和很有秩序的功能。作者在巧妙地解釋遺傳時指出，如果人們用熱運動的偶然的漲落來解釋罕見的自然突變，那麼，人們就不會感到太驚奇了，因為自然界已成功地對閾值作出了巧妙的選擇，這種選擇必然使突變成為罕見的，因為頻繁的突變對進化是有害的。一些個體通過突變得到不太穩定的基因構型，它們後代往往具有“過分頻繁的”、迅速地發生突變的特性，這樣的後代能長期生存下去的機會是很小的。物種將會拋棄這些個體，並將通過自然選擇把穩定的基因集中起來。至於在人們的繁育試驗中出現的突變體，作者認為，常被人們選來作為突變體以研究其後代。這些突變體，要想讓它們都表現出很高的穩定性簡直是不用指望的，因為它們還沒有經受過“考驗”，就算是已經受過“考驗”了，它們也可能由於突變可能性太高的緣故，在野外繁殖時被淘汰了。總而言之，作者說：“當人們知道有些突變體的突變可能性比正常的“野生”基因要高得多的時候，人們是一點也不感到奇怪的。”
作者強調：突變要成為自然選擇的合適材料，必須是像它的實際情況那樣的罕見。人們的注意力往往容易集中在有害的突變上，這種突變可能是更多一些。人們必須明白的是，人們的確也碰到過一些有利的突變。如果說自發突變是物種發展道路上的一小步，那麼，人們得到的印象是，有些變化是以偶然的形式、冒著可能是有害的因而會被自動消除的風險而作出的“嚐試”。
作者在論述生命的特征時用了一個概念：熵。對於熵，作者強調指出，這不是一個模糊的概念或思想，而是一個可以計算的物理學的量，就像是一根棍棒的長度，物體的任何一點上的溫度，某種晶體的熔化熱，以及任何一種物體的比熱等。在溫度處於絕對零度時（大約在-273℃），任何一種物質的熵等於零。當以緩慢的、可逆的、微小的變化使物體進入另一種狀態時（甚至因此而使物體改變了物理學或化學的性質，或者分裂為兩個以上物理學或化學性質不同的部分），熵增加的總數是這樣計算的：在那個步驟中你必須供給的每一小部分熱量，除以供給熱量時的絕對溫度，然後把所有這些求得的商數加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