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而，嚴複在其《導言八·烏托邦》中寫道：“欲郅治之隆，必於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中求其本也。故又為之學校庠序焉。學校庠序之製善，而後智、仁、勇之民興；智、仁、勇之民興，而有以為群力群策之資，而後其國乃一富而不可貧，一強而不可弱也。”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以“民智”為最重要。人民有了智慧，能致力於國家之開發，經濟漸豐，道德漸高，犯罪率少，社會安定，國家自會興隆。
嚴複並不排斥正當的利益，他在書中統一了“義”與“利”。在《論十六·群治》按語中，他說：“民智既開之後，則知非明道則無以計功，非正誼則無以謀利。功利何足病，問所以致之之道何如耳。”明示功利不應菲薄，合於義的“利”是必須致之的。晚清統治者搜刮民脂民膏不遺餘力，而對如何富國強兵則一籌莫展。因此，嚴複主張向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學習。《導方十四·始敗》按語雲：“大利所存，必其兩益：損人利己非也，損己利人亦非；損下益上非也，損上益下亦非。”嚴複設想的全國上下都能獲得的功利是國與民不可一日無的，是應予爭取而未可厚非的，是符合亞當·斯密的學說的。
嚴複批判舊學，說它既不征驗物情事理，又守舊、自以為是，故舊學如一汪死水；它也從不對照公理、法則一查其真偽，故舊學停頓了，如原地踏足。
《譯例言》雲：“原書多論希臘以來學派，凡所標舉皆當時名碩，流風緒論，泰西二千年之人心民智係焉，講西學者所不可不知也。茲於篇末略載諸公生世事業，粗備學者知人論世之資。”在嚴複譯述西方新學之前，中國士大夫對歐洲、對希臘的學術文化幾近無知。他有鑒於此，於筆譯《天演論》之際，用不少篇幅紹介希臘文化，以啟晚清士人探究西學之欲望。
最終，作者再次強調，自然、社會中的一切事物盡處於變動不居狀態。外界環境一旦突變，比方原先的溫帶之地或變為寒帶、或變為熱帶，則該地域之生物倘不適應那變化了的環境即為自然選擇所淘汰。《論十六·群治》說得很清楚：“凡脆弱而不善變者不能自致於最宜，而日為天演所耘以日少日滅。故善保群者常利於存，不善保群者常鄰於滅。”豈止動植物如此，國家民族又何能例外？中英鴉片戰畢，清廷一天天腐敗愈甚，就因那一夥統治者不能適應已經變化了的世界，仍想以天朝大國自居，一意維護舊法，所以“常鄰於滅”，這又是嚴複在借赫胥黎之口說出他憂國之殷。
嚴複在《天演論》中表露的哲學觀點主要來自赫胥黎。赫胥黎最早提出哲學範疇的“不可知論”一詞，而其自然觀則屬於唯物論體係，他構想的物質本體是絕對的不可知之物，唯此本體則是實有的，非虛幻的。精彩語錄
1、用天演之說，則竺乾、天方、猶太諸教宗，所謂神明創造之說皆不行。
2、小之極於行倒生，大之放乎日星天地；隱之則神思智識之所以聖狂，顯之敗政俗文章之所以沿革。
3、凡脆弱而不善變者不能自致於最宜，而日為天演所耘以日少日滅。故善保群者常利於存，不善保群者常鄰於滅。
4、大利所存，必其兩益：損人利己非也，損己利人亦非；損下益上非也，損上益下亦非。
5、天道變化，不主故常。是故天演之事不獨見於動植二品中也，實則一切民物之事，與大宇之內日局諸體，遠至於不可計數之恒星，本之未始有始以前，極之莫終有終以往，乃無一焉非天之所演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