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時間上看，《科學家》講演之後是1975年《莎士比亞、牛頓和貝多芬：不同的創造模式》的演講。1974年，由於生病，作者不得不療養了半年，這使作者有了一次難得的機會，可以專心致誌地思考一些作者從未認真思考過的問題。半年的學習、思考和研究，不僅為作者即將作的演講提供了基礎，而且使作者對美的敏感性在科學素養中起的作用，產生了持續的興趣。對廣義相對論的數學方麵研究得越深入，加強了作者的這一興趣。作者在1975年講演中明確提出，對科學的創造和對美的創造所遵循的兩種模式，這兩種創造模式的明顯差異。在作者討論一位藝術家的工作和一位科學家的工作時，可以清楚地看出來。在評論一位藝術家時，人們常常把他們的工作區分為早期、中期和晚期；這種區分一般表示出作家成熟程度和認識深度的不同。但在評論一位科學家時，卻往往不能這樣。作者說對科學家往往是根據他在思想領域或實踐實領域作出的一個或幾個發現的重要意義來作出評價。一位科學家最“重要”的發現往往是他的第一個發現；相反，一位藝術家最深刻的創造多半是他最後作出的。作者提到，對莎士比亞、貝多芬和牛頓的創造模式的論述，有兩個事實是十分明顯的：一方麵莎士比亞和貝多芬的創造模式驚人地相似，另一方麵，他們和牛頓存在著明顯的差異。這種相似和差異是不是偶然的呢？或者說，僅僅是由於這些大人物在人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憶，因而賦予了這種相似和差異現象的一般性呢？如果人們想找到科學工作者和藝術工作者之間的確存在的差異，並希望有一定程度的確定性，那麼就必須對此作一定廣度和深度的研究。藝術和科學都追求一個不可捉摸的東西——美，但藝術工作者和科學工作者具有不同的創造模式，這一點作者進行了思索。一個具有極強美學敏感性的科學家，他所提出的理論即使開始不那麼真，但最終可能是真的。正如哲人所說的那樣：“想像力認為是美的東西必定是真的，不論它原先是否存在。”作者從哲理方麵談創造力和科學思想老化的問題，認為凡是可以理解的也是美的。
作者談到17世紀科學家的目的與現代科學家有明顯的不同。牛頓是最突出的例子。在大瘟疫時期他避居於家鄉伍爾茲索普，這一期間他發現了萬有引力定律和其他一些定律。大約20年之後，在哈雷的請求下他才重新寫出開普勒第一定律的推導，但他沒有就此打住，他甚至不滿意他隨後作的演講《論物體的運動》。不寫完全部《原理》他是不會罷手的。他寫這本書的速度和連貫性，在人類思想史上真是無與倫比。從現有的認識水平來看，牛頓的拚搏在一個方麵給人們以啟迪，那就是他並不急於宣布他的發現；他想完成的研究遠不止這一發現，他似乎要把他的發現放在整個科學領域之中，而且他認為科學是一個整體，是一個他有力量建成的整體。在牛頓所處的時代，這種科學觀比較普遍，例如開普勒在給出行星運動定律後，他本可以滿足，但他卻決定寫一本《新天文學》。伽利略也是如此，他在作出他的一些偉大發現後並沒有停步，他顯然認為他必須寫出《關於兩種新科學的對話》。後來，拉普拉斯和拉格朗日繼承了開普勒、伽利略和牛頓的這一傳統。如果現在一個正常的人還去刻意模仿牛頓、伽利略和開普勒，別人一定會取笑他，認為他閑著沒事幹。但是，這些範例表明，以巨大的視野作為科學的目的和現在的科學研究有明顯的不同。現在的科學目的逐漸轉向強調改變科學方向的發現上，這種改變也許是大勢所趨，不可避免。與伏打、安培、奧斯特和法拉第名字相聯的一些發現，必然先於麥克斯韋的綜合；它們各自需要不同類型的努力。無論如何，強調“發現”的傾向仍在繼續，而對在科學發現中如何理解取得科學成就的主要因素，則進一步突出和強化了這種傾向。用一個簡單的框架把某人的想像綜合起來，即使在有限的範圍裏，也已經失去了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