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不僅把人看成是整個生物進化中的一環，而且把人類的社會行為也看作是一種高級複雜的基因技巧，把人從慣於自居的“目的”的位置上拖了下來，使之成為一種工具、中介和手段。
為了科學的發展，作者對人類社會中根深蒂固的觀念進行了堅決而又頑強的挑戰。正是這種科學探索和追求真理的勇氣與意誌，使得社會生物學作為一門科學，經受住了最初的嚴酷衝擊，在不長的時間裏得到了迅速的發展。社會生物學的專業雜誌已非一種文字和民族獨有，每年都有大量的學術論文和專著問世。社會生物學的影響，遠遠超出了生物學甚至自然科學的領域，成為一門橫跨於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的橋梁學科。作者稱本書是把社會生物學編纂為進化生物學、特別是現代群體生物學的一個分支的嚐試。這個題目有足夠豐富的細節內容和自洽的概念集合，恰如分子生物學和發育生物學一樣。過去，由於個體生態學和行為生理學的過分密切的統一，這門學科的發展被延緩了。用現在的觀點看，新的社會生物學應該大致由脊椎動物學、無脊椎動物學和群體生物學相等的部分組成。
作者認為，生物學家總是對無脊椎動物社會，特別是昆蟲社會和脊椎動物社會比較感興趣。他們夢想著用提供一種包括人類在內的社會進化各個方麵的洞觀的方式，統一如此不同的單元。這個目的可以用現代術語表述如下：當把同樣的參數和數量理論用於分析白蟻群體和羅猴、獼猴群體時，我們將得到一門統一的科學：社會生物學。這似乎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困難任務。但是由於研究已經取得進展，日益對脊椎動物社會和無脊椎動物社會之間的功能的相似性獲得深刻印象，而對初看起來似乎構成它們之間的巨大鴻溝的結構差別反而不感懼怕了。例如白蟻和猴子，它們都組成占據著領土的合作群體。群體成員之間通過10-100個不合語法規則的信號指令進行有關饑餓、安靜、敵意、等級狀態或地位、生殖情形等方麵的聯絡。個體對於群體成員與非群體成員之間的差別有著強烈的意識，親族關係在群體結構中起重要的作用，也許正是這種親族關係扮演了主要的社交活動起因角色。在兩種社會中都有標誌明顯的分工，盡管在昆蟲社會中具有更加強烈的生殖成份。組織的細節是通過一個未知其詳的最佳進化過程發展演化而來的，在這個過程中，個體得到了某些伴隨著合作傾向的補充適應性——至少在親戚之間趨向於這種合作。合作的後果取決於特殊的環境條件，隻是對於少數的動物物種來說，這種合作在它們的進化過程中是有益的。
進而，作者指出，社會行為的進化，首先隻有通過對人口統計學的了解才能充分理解，人口統計學提供了群體生長和年齡構成方麵的重要信息；其次，還要了解群體的遺傳結構，它可以使我們得知在遺傳的意義上關於有效群體尺度我們需要知道的那些東西，還有社會之內的關係係數以及它們之間的基因流數量。社會生物學的主要目標，應該是形成這樣一種能力：從這些群體參數和由物種的遺傳構成所加強了的行為抑製相結合的知識出發，預測社會組織的特征。它將成為進化生態學的一個主要任務，繼而，從物種的進化史知識和環境知識中獲得群體參數。
作者說，社會組織是離基因最遠的一種表現形式。它是由個體行為和群體統計性質派生出來的，而這兩者本質上又是高度綜合性的。個體行為模式的一個進化小變化，可以通過社會生活中的多倍效應放大而產生重要的社會影響。這種現象就是多倍效應。當個體行為受到社會經驗特殊性的強烈影響時，多倍效應將能更加速社會進化。這個過程稱之為社會化。社會化為係統發育中趨向智力較高物種的一種動力，並在高等靈長類中發揮了最大的影響。
社會生物學認為，人類有一種強烈的先天傾向，即用非理智的仇恨對外來的威脅作出反應，並使敵意逐漸升級去征服威脅，以確保自己的廣泛安全。我們的大腦似乎是被這樣設計的：使我們傾向於把其他人分成朋友和敵人、好人與壞人。兒童在見到銀幕上和電視裏的人物時，首先要問“好人還是壞人？”我們對陌生人的活動深懷恐懼，並用侵犯行為去解決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