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爾遜的主要作品有：《社會生物學：新的綜合》、《論人類本性》、《社會生物學》等。
【內容提要】
20世紀60年代以來人類發展麵臨的種種挑戰表明，人類越是具有了超乎尋常的能力，對自身行為的自覺就顯得越是重要和緊迫。作者及其同事們建立的社會生物學，正是在人類盲目性造成的種種危機嚴重地威脅著人類的命運，而人類自身卻深深沉迷於工業文明中不能自拔的時候應運而生的。這種對人類所麵臨的冷酷現實的熱情和負責的關注，正是生物學家麵對指責非難坦然無愧，充滿道義自信的可靠精神力量。因為他們的努力並非膚淺和輕率的感情衝動，而是理性與良知的深刻統一。無論這種學說將來的命運如何，這種真摯與負責的態度都應該得到認真的對待。在本書中，作者開宗明義地指出，對生命現象、特別是人類社會這種特殊生命現象的理解與把握，是人類從野蠻奔向文明之後的漫長歲月中始終思考著的主題。回答這個問題，既是人類作為高等智能動物的自覺和理智特性的表現，又是人類為自身的發展和提高而不斷追求更高的目標的表現。隻要這個目標還沒有實現，人類就難以最後擺脫自身及自身行為的盲目、被動狀態，從而無法真正成為自身的主人。但是，由於功利、偏見和人類社會內部的利害衝突，使得這個問題在絕大多數人的心目中，並不總是自覺、清醒地占有它應有的地位。因此，不斷地提醒人類的警覺，頑強地超越一己之囿，以人類的名義尋求這個目標，便成為每個時代無私、勇敢深刻而負責的人們無可推卸的天職。
在明確了探索生命現象的重要性之後，作者指出，社會生物學在力圖用現代科學在生命領域的全部知識去探討社會行為這個生命現象中最錯綜複雜的現象時，觀察問題的角度和方法是頗具特色的。把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統一起來，把自然和社會作為整體把握，既是當代科學發展的潮流和特征，也是現實對人類文明提出的要求。在這方麵，社會生物學是有貢獻的。它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統一、借鑒、滲透上作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其獨到之處還不在於方法的簡單轉移，而在於首先著眼於兩門知識內在統一性的探究和揭示。
作者設定的理論前提是“社會生物學是對一切動物的社會行為的生物學基礎的係統研究”。他首先確定的基本命題是，“有機體隻是DNA製造更多DNA的工具”，由此出發，進一步推導出下麵的結論：有機體更加複雜的社會行為，也是複製、增加自身的一種基因技巧。這樣，他不僅使低等生命與高等生命實現了本質和功能上的邏輯同一，而且也使一般的生理機製與社會行為達到了內在的同一。
那麼，什麼是社會生物學呢？作者總結了社會生物學的定義，即：一切社會行為的生物學基礎的係統研究。它集中研究各種動物社會，研究它們的群體結構，社會等級，通訊交流以及一切社會適應背後的生理學內容。但本學科關心早期人類社會行為和當代人類社會更基本的組織適應特征，社會學在這種複雜性水平的人類社會研究中，由於其基本的結構主義方式和非基因傾向，仍然與社會生物學相距甚遠。它企圖基本上以最外部表現型的經驗描述和孤立的直覺來解釋人類行為，而不參考真實基因意義上的進化解釋。在描述性分類學和生態學方麵，社會學已獲巨大成功。當它提供一個特殊現象的細節描述並表明這種現象與環境特征的相互關係時，它同樣是很成功的。然而，在過去40年中，分類學和生態學由於被綜合為新達爾文主義進化論而全然改觀了——常把它稱之為“現代綜合進代論”——在這個綜合中的各種現象都以其適應意義加以評價，並與群體遺傳學的基本理論有關。也許說社會學和其他社會科學及人文科學有待包括到現代綜合進化論中去的生物學的最後分支是不過分的。
把社會行為視為一種特殊的生命現象，而給基因複製功能賦予倫理屬性，這就為生物學理論引進社會行為的研究和證明開辟了道路，為利用迄今為止人類關於生命現象的各種知識來提高人類的自我認識創造了前提。在完成一般生物學原理由低級到高級的貫通時，作者也力圖擺脫簡單的行為對應和機械還原辦法，致力於從一般原則出發，由低級向高級構建逐漸複雜精細的機製和概念，使各層次的有機體及其行為特征既統一又有區別地展現出來。所有這些，不僅為作者順利地完成自己的目標提供了有效的途徑，而且也是新理論在與傳統觀念大相徑庭的情況下能夠引起人們認真思考與嚴肅對待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