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古今》雜誌的創辦者朱樸，恰恰是汪偽政府的交通部次長，他見陳公博賞識蘇青，便主動點撥，希望蘇青寫篇文章稱讚陳公博。於是，蘇青寫下《〈古今〉的印象》一文，大大吹捧陳公博，其中有“在辣斐德路某照相館中，他的16寸放大半身照片在紫紅綢堆上麵靜靜地歎息著。他的鼻子很大，麵容很莊嚴，使我見了起敬畏之心，而缺乏親切之感”這樣的句子。1943年夏天，她還應陳公博之約，做過汪偽政府上海市政府專員，3個月後辭職，但陳公博在批準其辭職的情況下仍照發工資、
到了1943年10月10日，天地出版社和《天地》雜誌開業，其支持者就包括了周佛海和陳公博這兩位大漢奸。
這些事情，都讓日後的蘇青有了漢奸嫌疑。抗戰勝利後，司馬文森編撰的《文化漢奸罪惡史》中，蘇青就與張愛玲、張資平等人一起位列16名漢奸之中。
對這指控，潑辣的蘇青自是不承認的，她曾在《關於我》一文中分辯道：“我在上海淪陷期間賣過文，但那是我‘適逢其時’，亦‘不得已’耳，不是故意選定的這個黃道吉日才動筆的。我沒有高喊打倒什麼帝國主義，那是我怕進憲兵隊受苦刑，而且即使無甚危險，我也向來不大高興喊口號的。我以為我的問題不在賣文不賣文，而在於所賣的文是否危害民國的。否則正如米商也賣過米，黃包車夫也拉過任何客人一般，假如國家不否認我們在淪陷區的人民也尚有苟延殘喘的權利的話，我就如此苟延殘喘下來了，心中並不覺得愧怍。”她也曾說，自己寫稿無非是為了賺錢，而且從來未曾歌頌過什麼大東亞。而且，要說她當時內心一無所察，也決計不是，在她日後出版的幾部散文集中，都未收錄她為陳公博寫下的那篇《〈古今〉的印象》。
後來也有許多人為蘇青鳴冤，比如謝蔚明曾說“蘇青從來沒有寫下一個字替敵偽唱讚歌”；季廣茂曾寫道：“（淪陷區的人民）他們被自己的政府遺棄在固有的土地上，他們有權生存……但更多的百姓則生活在灰色地帶之中，他們隻能生活在夾縫之中，忍氣吞聲。”
染上漢奸嫌疑的蘇青，曾遭國民政府傳訊，但因為確實未有做漢奸的確鑿證據，當時並未被追究，但1949年後的她，就大吃苦頭。
1949年後，她留在上海，在芳華越劇團擔任編劇，她寫過不少劇本，如《江山遺恨》、《賣油郎》、《屈原》、《寶玉與黛玉》和《李娃傳》等。
1955年，她因“胡風案”受牽連入獄，一年半後出獄，但已遭劇團開除。重病纏身的她連看病的錢都沒有，隻好向親戚和孩子們求助，可在那個年代，背景不佳又曾入獄的蘇青儼然一個傳染病患者，人們避之不及，哪怕是骨肉至親，也堅決與她劃清界限、斷絕關係。
後來，她好不容易在一個名為紅旗錫劇團的小劇團裏找到工作，擔任編劇，整理、改編老劇，偶爾寫點應景新劇。可到“文革”時，她又遭衝擊，被抄家批鬥，工作又一次被辭退。據載，“1975年，蘇青從黃浦區文化館退休。退休證上寫明：原工資61.7元，按7折計算，實發退休費：43.19元”。
她晚景淒涼，據說她本住市區，因為和鄰居共用廚房和衛生間，常受欺負，隻好搬家至郊外，身邊陪伴她的僅有已離婚的小女兒李崇美和外孫，三代人擠在10平方米的小房間裏，基本不與外界往來。唯一與她有聯係的是抗戰時的《女生》雜誌主編王伊蔚，蘇青在給她的最後一封信裏寫道：“成天臥床，什麼也吃不下，改請中醫，出診上門每次收費一元，不能報銷，我病很苦，隻求早死，死了什麼人也不通知。”
彌留之際，她最大心願是找一本已被列為禁書的《結婚十年》，重溫往昔歲月，好在有一位忠實讀者花了不少錢，複印了一本給她。
1982年12月7日，身患糖尿病、肺結核的蘇青病情突然惡化，大口吐血，離開人世，時年69歲。她的靈堂裏沒有哀樂也沒有花圈，送行親友不過四五人，全程僅七八分鍾，一代才女身後事，竟如此寂寥。
關於身後事，其實她曾在《歸宿》中寫過的：“十年後，青山常在，綠水常流，而我卻魂歸黃土……總有我的葬身之地吧。我將在墓碑上大書‘文人蘇青之墓’，因為我的文章雖不好，但我確是寫它的，已經寫了不少，而且還在繼續寫下去，預備把它當做終身職業，怎麼不可以標明一下自己的身份呢？也許將來有人見了它說：哦，這就是蘇青的墳嗎？也許有人會說：蘇青是誰呢？——是文人，她有什麼作品？待我去找找看。雖然那時我已享用不到版稅了，但我還是樂於有人買書的……什麼地方是我的歸宿？我真正的靈魂永遠依傍著善良與愛。”
隻可惜，1949年後，她再也沒有寫過小說和散文了，而且，也再沒用過“蘇青”這個筆名，改用本名馮和儀，她終究沒能繼續寫下去，這個“終身職業”在1949年戛然而止。
1984年，上海市公安局做出《關於馮和儀案的複查決定》，表示“經複查，馮和儀的曆史屬一般政治曆史問題，解放後且已向政府作過交代。據此，1955年12月1日以反革命案將馮逮捕是錯誤的，現予以糾正，並恢複名譽”，此時，蘇青已逝世兩年。
值得一提的是，他那位前夫李欽後，新中國成立後一度在法院工作，但年輕時的不靠譜一直在延續，不久後他便因貪汙罪被政府處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