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雲懷鄉
狄仁傑登太行山，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此正與《北史》元樹之意同。元樹奔南，每見嵩山雲，未嚐不引領欷。又梁不歸，弟兄每見東南白雲，立望慘然久之。杜子美詩曰“每望東南雲”，用此意也。
○鸞棲枳棘
今有人作縣尉啟，誤用鸞棲枳棘事，或者笑之。其人聞之，慚無以自解，曰：“簿尉一事耳。”仆謂尉用簿事固非是，然古者亦有如是用者，未可深非之。彼以簿尉一事自解，則失之矣。苟如是，何取乎用事？仆觀劉長卿《送任少府任淮南詩》曰“惜君滯南楚，枳棘徒棲鳳”，是分明以簿事為尉用也。不但尉也，張說《送廣武令岑羲序》曰“河洛東門，俯棲鸞於製邑”，又以棲鸞事為縣令事用也。出於一時之率然未可知，豈可以為證邪？
○秕繆皮傅
今考校格式，“有文理紕繆不考。”注，全無義理，即為紕繆。按此二字，見《禮記大傳》“五者一物紕繆”，考《禮部韻》，紕，篇夷切，繒壞也。仆又觀《後漢·盧植傳》曰“《周禮》諸經發起秕繆”。注，秕粟不成，諭義之乖僻也。是亦一說。今人言所得膚淺為皮膚，按揚雄《方言》曰“秦晉言非其事，謂之‘皮傅’”。謂不深得其情核皮膚淺近，強相傅會也。故《張衡集》雲“後人皮傅，無所容篡。”
○杜詩言荔枝
杜詩“側生野岸及江浦，不熟丹宮與玉壺。雲壑布衣台背老，勞生重寫翠眉須。”歐本作勞人害馬，或者又引西漢害馬出處，以證二字所自。仆謂此二字初非為荔枝之故。杜詩之意自有所據，按漢和帝時，南海獻荔枝，十裏一置，五裏一候，奔騰險阻，死者繼路。唐羌上書曰：“交州獻荔枝，生鮮致之，驛馬晝夜傳送，至有遭虎狼之害，頓仆死亡，不絕道路。”杜詩勞人害馬，正述此耳，其意因傷時事，故引此故實為言，非虛語也。子美自傷以有用之才，見棄丘壑，終老不用。果物奪於愛姬之嗜欲，及時致之，雖勞人害馬，有所不恤，時政如此，為可傷也。杜詩之意如此，題曰“解悶”，信有以夫！杜又有詩曰“憶昔南州使，奔騰獻荔枝。百馬死山穀，到今耆舊悲。”舉此以驗勞人害馬之說為不誣矣。或者乃曲為之說，謂“勞人重寫翠眉須”，作須眉之須，鑿甚矣。仆又考之，貢荔枝自趙王佗始。生致荔枝，其弊非始和帝，蓋起於武帝之時。觀《三輔黃圖》，謂漢武帝破南粵，起荔枝宮，荔枝自交趾連年移植於庭，無一生者，後遂不複蒔，其實則歲貢焉。郵傳者疲敝於道，極為生民之患，至後漢安帝時，始罷其貢。
○蕭華傳
《唐書·蕭華傳》曰：“上元初，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輔國用事，求宰相，華拒之，輔國怨。會肅宗大漸，矯詔罷華為禮部尚書，引元載以代。方代宗諒暗，載助輔國，貶華為峽州司馬卒。”其言如此。仆考劉長卿《祭蕭華文》，曰“龍潛少海，公佐儲闈，朝有巨奸，動履危機，十年調護，不處嫌疑，國移大盜，公隱虜圍，忍受拘逼，誓酬恩私，果翻賊黨，來赴京師，天地載開，君臣相逢，獨持一心，翊戴兩宮，明略戡難，丹誠徇公，輔國佞幸，敢亂朝經，潛申讜言，請奪禁兵，謀泄隙開，反為所傾，倉卒之際，播遷無名，東出昭丘，南浮洞庭，寄身滄江，泛若浮萍，水國生疾，炎州促齡。”讀劉祭文，則知華嚐佐儲宮，調護甚至，嚐陷虜圍，全節而歸。華之去國，史但謂輔國用事，求宰相，華拒之，以此致怨，不知華嚐建言於朝，奪輔國兵柄，謀之不密，反為所傾如此。史又謂“貶華為峽州司馬卒”，而祭文謂江州刺史，且曰“水國生疾，炎州促齡”。疑華出為江州刺史，在任得疾，繼貶南方而卒，皆傳所不聞也。
○溫庭筠
《唐書》載，溫庭筠才思神速，多為人作文。大中末，試有司，廉視尤謹，庭筠私占授者已八人。執政鄙之，授方城尉。仆觀其集，有《開成五年抱疾不赴鄉計書懷百韻，寄殿院徐侍禦、察院陳李二侍禦、蘇端公、韋少府兼呈袁郊、苗紳、李逸》一詩，其間有雲“賦分知前定，寒心畏厚誣。昔皆言爾誌，今亦畏吾徒。有氣幹牛鬥，無人辨轆轤。積毀方銷骨，微瑕懼掩瑜。蛇矛猶轉戰，魚服自囚拘。欲就欺人事，何能逭鬼誅？”是時先大中末幾二十年，其不平之氣，見於詩者已如此，則知雲雲，不但在大中之末，又考《東觀奏記》有《責授庭筠隨州隨縣》一詞，乃裴坦之作。
○董仲舒公孫弘
《前漢·董仲舒傳》雲：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公孫弘傳》曰：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征為博士。使匈奴，不合意，免歸。元光五年，複征賢良文學，川國複推弘，弘至太常上策。《武帝紀》則曰：建元元年，詔丞相等舉賢良。自是五年之後，改元光元年，複詔舉賢良，董仲舒、公孫弘於是出焉。據傳所言，則公孫弘複舉賢良，在元光五年。據紀所言，則元光元年公孫弘、董仲舒出焉。二說不同如此。仆嚐考之，武帝即位以來，凡兩開賢良之科，一在建元元年，一在元光元年，而元光五年，但詔征吏民明當世務者，不聞有賢良之舉，且仲舒之舉，本傳雖不明載歲時，然以武帝即位之言推之，合是建元元年。《紀》謂元光元年，與公孫弘出焉者，史氏失於並書耳。考弘之出，正係此時。仲舒之出，又在此五年之先。《弘傳》謂武帝初即位，弘年六十，以賢良征，年八十薨。考之《帝紀》，薨於元狩二年。自元狩二年推而上之，至武帝即位初年，恰二十年，以是言之，弘於元光元年，再舉賢良，明甚。而本傳謂五年，亦誤也。又況元光元年賢良製，正係弘所對者。而仲舒所對，有及於《春秋》謂一為元之說，益知仲舒之出在建元元年，可無疑者。《史記》、《西京雜記》亦皆言元光五年，弘舉賢良，失矣。《石林燕語》亦然，第未深考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