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心理學的管理者還善於根據男女性別心理上的差異巧妙說話，從而順利地達到自己的交際目的。
對於“老”字，男人一般覺得沒多大關係；但若說某位女性年齡大、老，她會非常不悅。
冬天，在電影院裏，常有年輕女觀眾入場後不脫帽子，影響後麵的觀眾觀看。為此，放映員多次廣播：“影片放映時請不要戴帽子。”但許多人依然我行我素，不予理睬。後來，放映員幹脆說：“本影院為了照顧年老體弱的女觀眾，允許她們照常戴帽子，不必摘下。”結果，所有戴帽子的女性全摘下帽子，因為她們都不願意讓別人認為自己是衰老之人。
看教養層次
教養是指接受對象的一般文化和品德水準。
包括文化程度、知識積累、生活閱曆、涵養氣度等。教養層次不同，對說話者言辭的接受程度也不同。有些話說出來，甲聽得懂，理解得了，乙卻可能聽不懂，理解不了，像前文所說的作家丁玲的小說《太陽照在桑幹河上》中的人物——工作組組長文采的演講，就是沒有區分接受對象的教養層次和實際需求，而致使“言者諄諄，聽者藐藐”。所以說話者在進行言辭表達時，要認清自己的接受對象教養層次如何，盲目表達不僅達不到說話的目的，甚至會弄巧成拙，貽笑大方。
看性格
人各有其情，各有其性。言辭表達的內容與方式必須因人而異，符合接受對象的脾氣、性格，才有可能產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效果。
性格外向的人易於“喜形於色”，性格內向的人多半“沉默寡言”。同性格外向的人談話，你可以侃侃而談；同性格內向的人談話，則應注意循循善誘。兩千多年前，孔子就注意針對學生的不同性格來回答他們的問題。有一次，孔子的學生仲由問：“聽到了，就去幹嗎？”孔子回答說：“不能。”另一個學生冉求也問：“聽到了，就去幹嗎？”孔子說：“幹吧！”公西華聽了有些疑惑，就問孔子：“兩個人問題相同，而你的回答卻相反。我有點兒糊塗，想來請教。”孔子答：“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意思是，冉求平時做事好退縮，所以我給他壯膽；仲由好勝，膽大勇為，所以我要勸阻他）可見，孔子誨人並不是千篇一律，而是因人而異，特別注意學生的性格特征的。日常生活、公關活動等各方麵的交談也要注意這一點。
看對方心境
心境通俗地稱為心情，是一種比較持久的、難言的，但能影響人的整個精神活動的情緒狀態。大家知道，在聽覺方麵，聲波在耳蝸內轉變成一種可供神經係統使用的密碼。通過神經係統的處理，聽者就把這些編了碼的信號感知為能夠表達說話者意思的詞彙。既然聽者要將接受到的信息通過神經係統處理，那麼，聽者的心境，必然影響到語言的交流效果。
人際交流中經常會有“言者無意，聽者有心”的情況，說話不注意洞察對方的心理狀態，往往會發生意外的問題。《紅樓夢》第八十三回寫到大觀園中一個婆子教訓自己的外孫女：“你這不成人的小蹄子！你是個什麼東西，來這園子裏頭混攪！”這話恰好被黛玉聽到，她誤認為婆子是指桑罵槐在罵她，於是大叫一聲道：“這裏住不得了！”直氣得“兩眼反插上去”。婆子的話本來是不讓外孫女到大觀園中來，但黛玉不這麼想。她的那種寄人籬下的特定處境和心態使她產生了誤會。所以，同樣一句話，不同的人聽來感受完全不同。
看文化背景
隨著社交範圍的不斷擴大，我們的交際對象也將會有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區、不同階層的人，要適應交際的廣泛性，就要考慮不同文化背景下說話的特點，使我們說出來的話與特定的文化背景協調一致。
拿交際場合的稱呼語來說，受文化背景的製約就十分明顯：各民族在長期的社會發展中，形成了各自的稱呼習慣，能使交際對象產生良好的心理效應。如英美人習慣稱已婚婦女為“夫人”，未婚女子為“小姐”，在比較嚴肅的場合，一般統稱為“女士”。如果錯稱已婚者為“小姐”，在比較嚴肅的場合一般會被諒解：因為，西方女性認為這是一個“令人愉快的錯誤”。但是，在日本，婦女一般不稱“女士”、“小姐”，而稱“先生”，如“中島京子先生”。
再比如，我們常說“炎黃子孫”，這對港台同胞、海外僑胞很恰當，但對國內兄弟民族說“大家都是炎黃子孫”，人家就不同意，蒙族人會說：“我是烏桓的子孫。”在西方，你對一位姑娘說：“小姐，你長得很漂亮！”她聽了格外高興；而在我國，如果跟年輕姑娘也說這句話，對方說不定會大為惱火。顯然，說話不考慮文化背景也是不得體的。
1954年，周恩來總理出席日內瓦國際會議，為了向外國人宣傳中國人愛好和平，決定為外國記者舉行電影招待會，放映越劇藝術片《梁山伯與祝英台》。為此，工作人員專門準備了一份厚達16頁的說明書。周總理看了後批評說：“不看對象，對牛彈琴。”後來周總理建議說：“你隻要在請柬上寫一句話：”請你欣賞一部彩色歌劇電影，中國的《羅密歐與朱麗葉》。“這一句話果然奏效，贏得了外國朋友的讚賞。
在現實交往中，從我國現階段國情看，如果接受對象為一般文化程度不高、知識欠豐富者；或一時尚不能確定其教養程度時，所表達的言辭，應力求通俗化、大眾化；那種故作深沉、吊書袋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說話要看身份
身份不同，說話必須有所不同。對待上級要嚴肅恭敬，對待下級要親切關懷。對待不同文化層次的公眾也要講究不同的說話策略。這樣，才有可能達到自己的交流目的。
身份包括接受對象在社會上的地位和職業。一般來說，不要對一個無職業的人，去傳授什麼領導藝術；對一個中小學生，去談什麼計劃生育；對一個建築工人，去介紹什麼養殖技術。一個學術會議，與會者都是專家、教授，而你僅僅是一個剛入門的初學者，卻在會上誇誇其談，就不恰當；一個領導辦公會，與會者都是領導人，如果你僅僅是一個普通的工作人員，卻在那裏指手畫腳，就不應該。
區分身份，這在日常生活中是很重要的。比如一位年輕人路遇長者、前輩，打招呼說：“嗨，老兄，哪去？”這就未尊重接受者的身份。同樣，一個小孩子過生日，作為其父母的同事、朋友被邀去做客，他致祝辭說：“衷心祝你健康長壽！”這就抬高了聽話人的身份；對你的直接上司你直呼“老李”、“老趙”或其姓名，就不適宜；對從事任何職業的人都一概稱之為“師傅”也屬不當。
《世說新語》有這麼一則故事：有個叫許允的人在吏部做官，提拔了很多同鄉人。魏明帝察覺之後，便派虎賁衛士去抓他。
他的妻子趕出來告誡他說：“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讓他向皇帝申明道理，而不要寄希望於哀情求饒。
於是，當魏明帝審訊許允的時候，許允直率地回答說：“陛下規定的用人原則是‘舉爾所知’，我的同鄉我最了解，請陛下考察他們是否合格，如果不稱職，臣願受處罰。”
魏明帝派人考察許允提拔的同鄉，他們倒都很稱職，於是將許允釋放了，還賞了一套新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