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使別人瞧得起自己，先要自己瞧得起自己，決不可露出乞憐的樣子。你可以謙遜，但絕不可諂媚。不可單是唯唯諾諾，使人覺得你一無動人之處。當你說出你的能力，當你被試探著你的智慧時，簡單作答是必須的條件。發表意見時不可肆意批評別人的營業方法，更不可告訴對方說你的計劃一定成功。如果雇用你，必可使業務改良發展等語。這隻能讓對方心裏稱許，不應由自己說出的。報告你的能力而不流於自誇，得失仍應該讓對方去評判。這樣，即使你的見解不和他相符，希望仍不會失掉。自誇必連帶著固執，這態度隻有使人厭惡。去訪問一個人，把目的簡單地說出之後，你就應該走了，即使環境可逗留一些時間，也應該立刻把話題轉到別處。
工作時間或應征工作的晤談，所需要的是你爽朗和冷靜的一麵。謀取工作的關鍵，在於你究竟多想謀取工作，應征工作的晤談，最重要的是表示自己的資格和能力，不過打腫臉充胖子的行為仍是不宜，隻能瞞騙一時，如果應征工作的晤談令你膽戰心寒。那麼也許即是你深深地明白自己肚子裏究竟有幾滴墨水的緣故。工作晤談不是社交拜會，不宜擺一副安逸的姿態，談話的範圍守在一定的界限，不要談辦公室的陳設，不要談對方的一身裝束。應征晤談時間有一定的限製。你必須把你的資格和能力，濃縮在一個很短的時間內交待清楚，所以這時就是你所受訓練、教育及能力的最佳證明。
在工作上，要勝任及愉快，不要擺一副冷麵孔，盡量減少情緒上的困擾及不切實際的理想，談談工作上所需要的知識，談談工作上的經驗，要誠心誠意的，不存任何的成見。在一塊兒工作的人，必須彼此敬重、禮貌、關心，互道叫安，語氣溫和。如果誰有不想和人說話的時候，我們必須尊重他不想說話的權利。我們要彼此坦誠地相向，心中有話，必定直言不諱。我們在團結精神的表現上尤應高昂。當一人略顯慌亂或口吃時，其他的人既要開口為他解圍，適時掩飾他的辭窮。
有些人因害羞，常遭受一種痛苦。當他們在一群同事或與工作有關係的人中，他們的信心就瓦解了。他們懷疑自己是一室人中最不風光也最不機智的人，沮喪布滿他的全身，反應也開始遲鈍。他們隻顧喝自己的飲料，甚至連好同事的名字也給忘掉。對待這些害羞的人，我們既不忽視他也不過分注意他，忽視會使他更不自在，過分注意又會使他更難過。如果對他也對大家說個笑話，弄得大家都樂，他居然也會說起笑話來的。
失言是常有的事。此時，不要虛張聲勢，除非你遭遇的情勢已牽涉到別人情感的問題。你應該立即承認自己犯了錯誤，你認錯就不致使情況惡化。而且你很可能還有所收獲。現在有勇氣說我錯了的人已經不多，因此，敢說我錯了就能贏得敬重，這種無心的錯誤，還不難讓人理解。更有一種錯誤，幾乎是不能讓人原諒。我們最好是不要公開取笑任何人的缺點。
注重口語化表達
所謂“口語化”，從語言學、口才學的角度說，“口語”的概念一般是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所講的體現了口頭表達共同規律的規範性口頭語言；而“口語化”指的則是這種規範性口語在口頭交際中的恰當和創造性運用。
口才語言“口語化”的特征首先表現在詞法上。具體地說，則是表現在詞彙的通俗化或用詞通俗化上。早在兩千多年前，古希臘的大學者兼演說家亞裏士多德就注意到了這一點。他在《修辭學》一書中這樣寫道，“為了要做到清楚明白，選用詞彙的時候，就應該選用那些通行的、日常的詞彙”。幾千年過去了，亞裏士多德的這一論斷已被證明是真理。革命導師列寧是舉世公認的口才大師，他的演說語言就充分體現了用詞通俗化這一特色。安德烈耶夫在《憶列寧》一書中曾這樣回憶，“他（指列寧）在論證自己的理由時，經常使用恰到好處的字眼和流行的民間俗語”。在我們中國，毛澤東、聞一多、魯迅等語言大師的言語實踐也突出地表現了這一語言學家們的口頭表達實踐告訴我們，要做到詞法通俗化，就必須注意：
①多用現代詞彙，少用古代詞彙；
②多用通行詞彙，少用方言詞彙；
③多用口語詞彙，少用書麵語詞彙；
④多用形象詞彙，少用抽象詞彙；
⑤多用普通詞彙，少用學術詞彙：
⑥多用動詞，少用連詞；
⑦多用格言、俗語（慣用語、諺語、歇後語），少用成語。
要說明的是，“多用”並不是“濫用”，“少用”也不是“不用”，而是當用則用。譬如，“瞻仰”一詞雖古，但說“去毛主席紀念堂瞻仰遺容”就恰到好處。給大學中文係學生講文學欣賞，書麵色彩調強一些也實屬必要。
其次，通俗並不等於庸俗。通俗是指用樸素明白的詞語形式表達充實向上的思想內容，而庸俗則是指內容空洞，趣味低下，用詞粗、髒、痞。譬如，在正式場合中說話使用“脫了褲子放屁——多此一舉”和“占著茅坑不拉屎，你不拉我拉”這類詞語。就有庸俗之嫌了。
《神曲》的偉大作者、歐洲文藝複興時期第一偉大的詩人但丁曾在《論俗語》的專文中闡述了通俗詞的種種優點，其中主要的有“自然”、“優美”、“清晰”、“流暢”、“流通廣”和“感情色彩強烈”等。
他斬釘截鐵地說：“俗語是高貴的。在我們之前，從來沒有人討論過俗語這門學問，而事實上，我們看到這種語言對一切人都是極為必要的。不隻是男人，就是女人和小孩，也需盡其所能地掌握它”。
中國最早的古詩是二言，如《彈歌》。“斷竹，續竹。飛土，逐肉？”其後出現的《詩經》是四言，如“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到漢朝，又產生了五言詩，流傳千古的《陌上桑》和長篇敘事詩《孔雀東南飛》就是典範作品。魏晉時期，七言詩問世。
魏文帝曹丕的《燕歌行》可謂先聲。魏晉以後的一二千年，詩歌繼續向前發展，形式也不斷豐富。唐詩，宋詞、元曲，爭芳鬥豔，光照詩壇。從上述古代不同音律的詩句中，都反映有“自然流暢，好說易懂”的語言，一種具有明顯“口語化”特征的語言。
中國古代的語言表達口語化，還反映在春秋戰國來的論辯說學史戰線上。如“諸葛亮舌戰群儒”，不但是三國故事中的一個千古美談，而且也是中國說學史上一段難得的口才佳話。當時，諸葛軍師隻身一人前往江東，與東吳的飽學之臣在朝廷上進行了一場激烈的口舌之戰。麵對那些蟬懷降曹之心，拘於一孔之見的儒士大臣們的唇舌挑釁。諸葛亮對答如流，談笑風生。或者言詞犀利，如說張昭、步騭；或者冷嘲熱諷，如斥恭綜、陸績；或者慷慨激昂之聲震耳，如對虞翻、嚴唆；或者鞭辟入裏之語服人，如說程德樞等。
不僅如此，孔明還巧言相激東吳國君孫權和雄姿英發的兵馬大都督周瑜，使其二人堅定了聯劉抗曹的決心，從而為火燒赤壁，大敗曹操奠定了基礎。
諸葛亮舌戰群儒的口才雄風功在哪裏，成在何處？除了其才智超群。博學多識的“肚才”之外，從口才或語言表達的角度說，其言語方式的靈活多變無疑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而這“靈活多變”的語言雄風也正是“口語化”語言的一個重要特征。
“口語化”語言“靈活多變”特征主要表現於兩大方麵：一是表達方式的“靈活多變”，即在一次講話中圍繞表達目的，既可義正辭嚴。又可喻莊於諧；既可聲振寰宇，又可輕言細語；既可快人快語，又可委婉含蓄。隻要有利於傳情達意，則可隨機變換說話的方式。
也就是說，口語化的表達方式具有非常實在的隨機性、可變性或靈活性。不像“書麵語”那樣要風格前後統一，“一次定終身”。二是句型結構的靈活多變。所謂句型的靈活多變，主要是指“口語化”語言其句子結構類型的多樣化。這一特點，你可從口才家或善於語言令者的日常言語、社交談話、會議報告、節目主持以及一些論辯和導購、導遊等多種語言表現形式中看出來，如蘇格拉底、柏拉圖、劉吉等與人的對話，孔子《論語》中的語言，毛澤東以及美國前總統裏根風趣的日常交談，歐美許多國家電視節目主持人及奧斯卡金像獎儀式上明星們的講話，我國陳毅元帥的外交談話，老舍筆下的人物對話等，就都是典型的好材料。具體說來，句型結構多樣化主要表現在口語化語言其句型不僅有常見的主謂類結構，還有很多非主謂類結構和零句結構。如名詞、動詞、形容詞三種實詞的非主謂結構，非完整但單獨表述的獨立語結構，主謂倒置、定狀後置的變式結構和種種零句結構等等。還有拆加工的詞組或句式結構，如倒黴——倒了大黴，彙報——彙了幾次報，等等。講話中不時使用這多種結構類型且各具特色的句子，語言就自然顯得活潑可愛。
由於表達形式的不同，口才語言“口語化”的強弱程度自然也不應一樣。如論辯與演講、作報告相比，其“口語化”色彩就要濃一些；反過來說，後者的“口語化”色彩又相應談一點。但無論如何，當你開口講話的時候，請記住這樣一個樸素的真理——“要想說好話。就得口語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