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伯樂》第一部寫完之後，交重慶大時代書局出版，蕭紅此時還在寫另一部長篇。7月28日，她在寫給華崗的信中說：“在這一個月中，我打算寫完一長篇小說，內容是寫我的一個同學，因為追求革命，而把戀愛犧牲了。那對方的男子，本也是革命者，就因為彼此都對革命起著過高的熱情的浪潮，而彼此又都把握不了那革命，所以那悲劇在一開頭就已經注定的了。但是一看起來他們在精神上是無時不在幸福之中。但是那種幸福就像薄紗一樣，輕輕的就被風吹走了。結果是一個東，一個西，不通音信，男婚女嫁。在那默默的一年一月的時間裏，有的時候，某一方麵聽到了傳聞那哀感是仍會升起來的，不過不怎具體罷了。就像聽到了海上的難船呼救似的，遼遠，空闊，似有似無。同時那種驚懼的感情，我要把它寫出來。假若人的心上可以放一塊磚頭的話，那麼這塊磚頭再過十年去翻動它，那滋味就絕不相同於去翻動一塊放在牆角的磚頭。”蕭紅的這個寫作計劃沒有實現，手稿也在她死後遺失了。這部長篇大約是從重慶開始寫作的，所以是殺青的計劃。而且創作的靈感也起於重慶，她曾經向端木透露過大致內容，提到華崗在一家餃子館講的“故事”，實際上是他和葛琴的婚戀經曆。華崗告訴端木與蕭紅，他和葛琴結婚以後，自己的興趣轉向政治，葛琴的興趣則在文學，經常為了一個問題爭執不下，誰也說服不了對方。葛琴經常去找搞文藝理論的邵荃麟請教，久而久之產生感情。等到華崗被捕出獄之後，他們已經夫妻數年。華崗是黨報的主編，而邵荃麟則是左翼文化運動的領導人之一，經常由於工作需要在會上碰頭，華崗因此常陷入複雜的感情矛盾。但是，這部小說終於沒有寫完，她轉而去趕寫《呼蘭河傳》，邊寫邊登，12月20日完稿，從9月1日開始連載，到12月27日全部刊載完畢。
她為什麼放下幾近完成的長篇，去趕寫剛開頭的新著作？也許是由於發表的困難，因為是寫革命者的生活，即使是在統一抗戰的時代氣氛中，也是遭忌的；也許是出於經濟的考慮，要先寫能夠發表的《呼蘭河傳》；甚至隻是編輯的說服，被納入了刊物的出版周期，無暇完成自己的寫作計劃；也許是時間的問題，意想不到的新任務不斷插進來，影響了原來的寫作進度；甚至是心境的變化生出新的靈感，放下了原來的計劃。1940年前後，各地的外鄉人紛紛湧入香港，引起物價高漲、住房緊張。整個香港充滿思鄉的濃鬱情調，港九報紙雜誌泛濫著各種鄉音鄉情。編輯趁勢拉稿，蕭紅構思多年，有部分成就，已經成竹在胸，大概是《呼蘭河傳》邊寫邊發的主客觀原因。此後，她又寫了《後花園》《小城三月》，都是以故鄉為背景的作品，她還向端木蕻良講述了10個短篇的計劃，連題目都擬好了，《還鄉人》《采菱船》《珠子姐》等，就差寫出來了，還有其它的中長篇的計劃，比如表現北大荒早期開拓者的《泥河傳》，當為她母親的家族史。據說是在端木蕻良的建議下，寫一組鬆散的“呼蘭河係列”。一直到生命垂危的時刻，她向駱賓基口述，由駱賓基根據回憶寫作的《紅玻璃的故事》，也是以鄉土人物為主人公。可見，正是這股“鄉愁”激活了她最濃鬱的詩情，是她創作靈感最充沛的源泉，形成了她的藝術世界中最炫目的部分。與之相對的則是包括《馬伯樂》在內的現代小知識分子為主人公的係列，失散了的革命者婚戀小說，還有計劃中以哈爾濱學生運動為題材、表現“五四式的轉折”的長篇《晚鍾》，則都屬於這個係列。
蕭紅開始續寫《呼蘭河傳》的時候，一開始的題目還沒有最後定下來。端木對她說：“你這部長篇應取你家鄉的一條河作名字。什麼‘泥河’‘土河’都不合適！”蕭紅想了一下說：“我家是呼蘭縣，縣裏有條河，叫呼蘭河。”蕭紅原來打算叫《呼蘭河的女兒》，端木早年曾經看過一本外國名著叫《尼羅河傳》，就說不如就叫《呼蘭河傳》，“從你童年寫起。就像呼蘭河水一樣涓涓流過，你跟著這涓涓流水成長……多美！”蕭紅也高興地說：“好！就叫《呼蘭河傳》！”這是一部在國家危難時期，背井離鄉的作者，對故鄉一往情深的戀歌。蕭紅從1936年在日本時開始醞釀，1938年從武漢開始寫作，由於顛沛流離，一直沒有大塊的時間把它寫完。到了香港，生活安定下來，她又接續起中斷了好久的寫作。她回憶起童年的種種往事：慈祥的老祖父、貧窮的有二伯、悲慘的小團圓媳婦、生命力頑強的馮歪嘴子……眾多的人物都栩栩如生地湧進她的腦海。小縣城裏人們的善良、愚昧、自私、麻木、勢利、迷信，以及沉滯刻板單調的古舊生活方式，都與她早已成熟的文藝思想相合拍，引起她的憤慨和悲憫。她不分晝夜地寫著，抒發自己對鄉土既愛又怨的複雜感情。這部小說帶有明顯的祭奠性質，祭奠了所有的亡靈，在與鄉土故人的和解中也祭奠了自己的童年。
促使蕭紅自願放下寫作計劃的重要事件，大概是魯迅誕辰60周年的慶祝活動。魯迅先生誕生於1881年9月25日，陰曆的八月初八，到1940年虛歲正好60，周歲59。按照中國人的傳統風俗，以虛歲紀年，逢9為吉，是應該慶賀的大生日。當時民國政府已經廢除了陰曆，改用公元紀年。上海文藝界人士征得許廣平同意，定在陽曆八月初三各地一起舉辦隆重的紀念活動。倡議一發出，重慶、桂林、昆明、成都、延安、香港等地積極響應。在文協香港分會倡議下，中華全國漫畫家協會香港分會、青年記者協會香港分會、華人政府文員協會、香港業餘聯誼社、中華全國木刻協會香港分會等救亡團體發起舉行集會，以“國難方殷，正宜發揚魯迅精神”為主旨，積極籌備紀念活動，要達到近年來最大規模。《文藝陣地》4卷12期登載報道：“香港方麵，自接得上海函約後，亦已由端木蕻良、楊剛及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香港分會，進行推動，屆時擬舉行一盛大之群眾紀念儀式”。蕭紅自然是義不容辭，她在6月24日致華崗的信中，就提到為了紀念魯迅的60誕辰，打算寫一篇文章，“題目尚未定”。她還詢問華崗是否有文章，有的話請寄給《文藝陣地》。因為“上海方麵要擴大紀念。很歡迎大家多把放在心裏的理論和感情發揮出來。”7月，她的《回憶魯迅先生》順時出版，是一份重禮。南洋的洪絲絲知道蕭紅寫了《回憶魯迅先生》，就來信要她將稿子寄去，要在南洋出版。蕭紅為了寄出的稿子應和內地發表的有所區別，上心上意地作了增刪改動。端木蕻良在協調組織的繁忙活動中，趕寫發表了《論魯迅》《略論民族魂魯迅》《論阿Q》等近9萬字的係列文章。戴望舒也盡心竭力，承擔起辦理登記、接洽會場等需與官方打交道的所有巨細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