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環境的不適之感，和朋友之間的隔閡也是讓她心緒煩亂，閑話傳到她的耳朵裏，這使她很生氣。7月28日，她在寫給華崗的信中說：“關於胡風之亂語，他自己不去撤消，似乎別人去諫一點意，他也要不以為然的，那就是他不是胡塗人，不是胡塗人說出來的話，還會不正確嗎？他自己一定以為很正確。假若有人去解釋，我怕連那去解釋的人也要受到他心靈上的反感。那還是隨他去吧！”“想當年胡兄也受到過人家的侮陷，那時是還活著的周先生把那侮陷者給擊退了。現在事情也不過三五年，他就出來用同樣的手法對待他的同夥了。嗚呼哀哉！”和胡風的矛盾使蕭紅感到很痛苦，他們是多年的朋友，現在為了這些小事鬧得不愉快。蕭紅由此感到社會的險惡，“世界是可怕的，但是以前還沒有自身經曆過，也不過從周先生的文章上看過，現在卻不了，是實實在在來到自己的身上了。當我曉得了這事時，我坐立不安的度過了兩個鍾頭，那心情是很痛苦的。過後一想，才覺得可笑，未免太小孩子氣了。開初是因為我不能相信，納悶，奇怪，想不明白。這樣說似乎是後來想明白了的樣子，可也並沒有想明白，因為我也不想這些了。若是越想越不可解，豈不想出毛病來了嗎？你想替我解釋，我是衷心地感激，但話不要說了。”
這一時期，蕭紅和華崗的聯係最多。在所有舊日朋友都和他們心存隔閡的時候，隻有華崗成為她精神的支柱。華崗關心著蕭紅的身體和創作，使蕭紅十分感動。蕭紅也關心著華崗的工作，寫信托人到上海的一家書店找熟人代為考查他的《中華民族解放鬥爭史》一書的出版情況。“遠在萬裏之外，故人仍為故人計”，他們的友誼是深厚的。這一封信裏，蕭紅還複上了《馬伯樂》的第一章，請華崗看看主人公是否可笑，並請他讀後轉交給曹靖華先生。
這個時期，蕭紅的寫作非常勤奮，用端木的話來說，她“對創作有一種宗教感情”。4月10日，她就發表了短篇《後花園》，是到港兩個多月期間，在安家、搬家和社會活動的間隙中寫成的。這部作品可以看作是《呼蘭河傳》的姐妹篇，是以東北農村鄉土人物的命運為內容，在抒情詩一樣的旋律中，展開主人公磨倌馮二成子一生“近乎於沒有戲的”悲劇故事。他暗戀著鄰居家的女兒，由於自卑而沒有勇氣說出來，眼睜睜地看著她出嫁，又默默地照顧著她的母親趙老太太，直到她也搬走了。他陷入了原始的悲哀，痛哭了一場之後，追問起人生的意義，結論當然是沒有的。他接受了寡婦老王的關照，和她結了婚，生了孩子。後來，老王死了，孩子也死了，後花園換了主人，馮二成子仍然年複一年平靜地生活著。蕭紅以細膩的筆觸，寫出了鄉土人生的悲涼。這裏已經沒有了她早期作品中的階級壓迫，也沒有外來暴力的血腥屠戮，而是一種困惑而無望的忍耐，在日常生活的悲劇中追尋生命的意義。這篇小說發表在1940年4月15日至25日香港大公報副刊文藝綜合與《學生界》。
這一年，蕭紅出版了3本書。3月，她的短篇小說集《曠野的呼喊》，由鄭伯奇主編的《每月文庫》出版，收錄了她到重慶以後的小說新作。6月，《蕭紅散文》作為端木蕻良“大時代文藝叢書”的一種，由香港大時代書局出版，收錄了她在上海和重慶時期的一些散文作品。7月，《回憶魯迅先生》由重慶生活書店出版。端木在1939年到1940年，也出版了多部作品。這樣，他們的稿費收入就比較可觀，經濟條件的改善使蕭紅可以從容地寫作長篇。
她開始續寫在重慶沒有完成的長篇《馬伯樂》，到六七月間第一部就脫稿了。《馬伯樂》原來的名字叫《馬先生》，後來端木蕻良建議她改用法國漢學家亨利·巴斯伯樂的中文名字“馬伯樂”。他出版專著，認為漢語言中沒有語法概念和詞性，引起中國語言學家們的抨擊。借用他的名字命名自視甚高的主人公，也算是對迷戀西方文化而又一知半解的半吊子小知識分子善意的嘲諷。而且套用了中國古代《伯樂相馬》的寓言故事，主人公既是馬又是伯樂，也是反諷的手法，象征著他兩不靠譜的尷尬處境。小說原計劃寫3部，循著蕭紅自己逃亡的路線，第一部從青島到上海，第二部從上海到武漢，第三部從武漢到重慶，可以說是三部曲的“四城記”，隱含著蕭紅對現代文明大都市的觀感。也以馬伯樂的眼睛為遊動的視點，寫出了戰時社會的眾生相，揭露嘲諷了那些無恥的社會蠹蟲和各種醜惡的角色。蕭紅的目光則凝聚在馬伯樂身上，從他充滿洋奴氣息的家庭開始，譏諷其父作為一個偽善的基督徒的種種惡行，犀利地揭示了紳士階級的虛偽。主人公馬伯樂經常掛在嘴邊的兩句話是“到那時可怎麼辦哪？”“中國人。”他看不慣自己的父親一味崇洋媚外，可自己則既崇洋又媚外。他討厭妻子愛錢如命，可自己又一毛不拔。他試圖開辟各種事業，譬如開書店，寫小說，但都是有始無終，一事無成，對現實隻有一味地逃避。盡管戰爭給他帶來了威脅，但又成全了他名正言順逃避的理由。蕭紅幽默和諷刺的才能，在這篇小說中發揮得淋漓盡致。她出神入畫地寫出了一個自私自利、怨天尤人、深陷於悲觀哲學中的“沒用人”的形象，可以看到高爾基《沒用人的一生》的潛在影響，也可以看到對從魯迅開始，正當創作高峰期的老舍、張天翼等作家諷刺文學的沿革。在中國現代的諷刺和幽默文學中，蕭紅的《馬伯樂》也屬上乘之作。但這部作品發表之後，沒有引起相應的關注，主要原因也是由於它偏離了抗戰文學的主潮，也偏離了左翼文學關懷大眾的宗旨。馬伯樂由生活富裕的青島逃到上海過悲慘的生活，又由上海逃到武漢（內地），體現著他基本的處事哲學：“萬事總要留個退步。”在全民族抗戰的火熱時代，他除發發牢騷之外，隻能苟全性命地奔逃。除此之外，蕭紅還諷刺了大城市裏醉生夢死的諸色人等，那些阿諛奉承之徒，無聊且無恥的食客，各種各樣卑鄙小人的醜惡嘴臉。這些人物都體現著潰敗的社會中的腐朽勢力，他們的滑稽可笑，反映了蕭紅對國民性的思考，以及在民族危亡時刻內心沉鬱的隱痛。所以，這雖然不是一部直接表現抗日的作品，卻是從一個方麵寫出了中國的戰時生活，歸根到底是有益於民族精神的健全，有益於民族解放戰爭勝利的。特別是當她寫作這部作品的時候，正在閱讀華崗的《中華民族解放鬥爭史》，認為“寫的實在好”，“中國無有第二人也。”這也從一個角度說明她思考的深入，把魯迅對於國民性的思考揳入反抗外來暴力的時代主題中，延續了五四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