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部可貴的紀念品，和那些零散的名貴的北京信箋，在抗戰期間，都丟失了！
振鐸在燕京大學教學，極受進步學生的歡迎，到我家探病的同學，都十分興奮地講述鄭先生的引人入勝的講學和誨人不倦的進步的談話。當他們說到鄭先生的談話很有幽默感的時候，使我憶起在一九三四年，我們應平綏鐵路局之邀，到平綏沿線旅行時，在大同有一位接待的人員名叫“屈龍伸”，振鐸笑說：“這名字很有意思。”他忽然又大笑說：“這個名字對張鳳舉。”（當時的北大教授）我們都大笑了起來，於是紛紛地都把我們自己的名字和當時人或古人的名，對了起來，“鄭振鐸”對“李鳴鍾”（當時西北軍的一個軍官），我們旅行團中的陳其田先生，就對了“張之洞”，雷潔瓊女士就對了“左良玉”，“傅作義”就對了“李宗仁”等。這些花絮，我們當然都沒有寫進《平綏沿線旅行記》裏，但當時這一路旅行，因為有振鐸先生在內，大家都感到很愉快。
振鐸在燕大教學，因為受到進步派的歡迎，當然也就受到頑固派的排擠，因此，當我們在一九三六年秋，再度赴美的時候，他已經回到上海了。他特別邀請朋友給我們餞行。據我的回憶，我是在那次席上，初次會到茅盾同誌的。胡愈之同誌也告訴過我，他是在那次餞別宴上，和我們初次會麵的。
也就是在那次席上我初次嚐到鄭老太太親手烹調的福建菜。
我在太平洋舟中，給振鐸寫了一封信，信上說：“感謝你給我們的‘盛大’的餞行，使我們得以會見到許多聞名而未見麵的朋友……更請你多多替我們謝謝老太太，她的手藝真是高明！那夜我們談話時多，對著滿桌的佳肴，竟沒有吃好。麵對這兩星期在船上的頓頓無味的西餐，我總在後悔，為什麼那天晚上不低下頭去盡量地飽餐一頓。”
抗戰勝利後，我從重慶先回到上海，又到他家去拜訪，看見他的書架上仍是堆著滿滿的書，桌子上，窗台上都擺著滿滿的大大小小的陶俑。我笑說：“我們幾經遷徙，都是‘身無餘物’了，你還在保存收集這許多東西，真是使人羨慕。”他笑了一笑說：“這是我的脾氣，一輩子也改不了！”
一九五一年我從日本回國，他又是第一批來看我的朋友中之一。我覺得新中國的成立，使他的精力更充沛了，勇氣更大了，想象力也更豐富了。他手舞足蹈地講說他正在毛主席和共產黨的領導下，為他解放前多年來所想做而不能做的促進中國文學藝術的發展，貢獻出他的全部力量。
他就是這麼一個精力充沛熱情橫溢的人。雖然那天晚上巴金勸我不要難過（其實我知道他心裏也是難過的），我能不難過嗎？我難過的不隻是因為我失去了一個良師益友，我難過的是我們中國文藝界少了一個勇敢直前的戰士！
這一部可貴的紀念品，和那些零散的名貴的北京信箋，在抗戰期間，都丟失了！
振鐸在燕京大學教學，極受進步學生的歡迎，到我家探病的同學，都十分興奮地講述鄭先生的引人入勝的講學和誨人不倦的進步的談話。當他們說到鄭先生的談話很有幽默感的時候，使我憶起在一九三四年，我們應平綏鐵路局之邀，到平綏沿線旅行時，在大同有一位接待的人員名叫“屈龍伸”，振鐸笑說：“這名字很有意思。”他忽然又大笑說：“這個名字對張鳳舉。”（當時的北大教授）我們都大笑了起來，於是紛紛地都把我們自己的名字和當時人或古人的名，對了起來，“鄭振鐸”對“李鳴鍾”（當時西北軍的一個軍官），我們旅行團中的陳其田先生，就對了“張之洞”，雷潔瓊女士就對了“左良玉”，“傅作義”就對了“李宗仁”等。這些花絮，我們當然都沒有寫進《平綏沿線旅行記》裏，但當時這一路旅行，因為有振鐸先生在內，大家都感到很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