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鐸在燕大教學，因為受到進步派的歡迎，當然也就受到頑固派的排擠，因此，當我們在一九三六年秋，再度赴美的時候，他已經回到上海了。他特別邀請朋友給我們餞行。據我的回憶，我是在那次席上，初次會到茅盾同誌的。胡愈之同誌也告訴過我，他是在那次餞別宴上，和我們初次會麵的。
也就是在那次席上我初次嚐到鄭老太太親手烹調的福建菜。
我在太平洋舟中，給振鐸寫了一封信，信上說：“感謝你給我們的‘盛大’的餞行，使我們得以會見到許多聞名而未見麵的朋友……更請你多多替我們謝謝老太太，她的手藝真是高明！那夜我們談話時多，對著滿桌的佳肴，竟沒有吃好。麵對這兩星期在船上的頓頓無味的西餐，我總在後悔，為什麼那天晚上不低下頭去盡量地飽餐一頓。”
抗戰勝利後，我從重慶先回到上海，又到他家去拜訪，看見他的書架上仍是堆著滿滿的書，桌子上，窗台上都擺著滿滿的大大小小的陶俑。我笑說：“我們幾經遷徙，都是‘身無餘物’了，你還在保存收集這許多東西，真是使人羨慕。”他笑了一笑說：“這是我的脾氣，一輩子也改不了！”
一九五一年我從日本回國，他又是第一批來看我的朋友中之一。我覺得新中國的成立，使他的精力更充沛了，勇氣更大了，想象力也更豐富了。他手舞足蹈地講說他正在毛主席和共產黨的領導下，為他解放前多年來所想做而不能做的促進中國文學藝術的發展，貢獻出他的全部力量。
他就是這麼一個精力充沛熱情橫溢的人。雖然那天晚上巴金勸我不要難過（其實我知道他心裏也是難過的），我能不難過嗎？我難過的不隻是因為我失去了一個良師益友，我難過的是我們中國文藝界少了一個勇敢直前的戰士！
在四害橫行，道路側目的時期，我常常想到振鐸，還為他的早逝而慶幸！我想，像他這麼一個十分熟悉三十年代上海文藝界情形，而又剛正耿直的人，必然會遇到像老舍或巴金那樣的可悲的命運。現在“四人幫”打倒了，滿天春氣，老樹生花，假使他今天還健在，我準知道他還會寫出許多好文章，做出許多有益的事！我記得我們敬愛的周總理，曾在我們大家麵前說過，他和老舍，振鐸，王統照四個人，都是戊戌政變（一八九八年）那年生的。算起來都比我大兩歲。我現在還活了下來！我本來就遠遠、遠遠地落在他們的後麵，但是一想起他們，就深深感到生命的可貴，為了悼念我所尊敬的朋友，我必須盡上我的全部力量，去做人民希望我做而我還能夠做的一切的事。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