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歷十五年丁亥京察是東林黨整飭吏治的嘗試，及至萬歷二十一年京察雖都失利，但東林黨人的影響就從這裡開始。趙翼說：“趙南星由考功郎罷歸，名益高。與(鄒)元標，(顧)憲成海內擬之三君，其名行聲氣足以並走天下，天下清流之士群相應和，遂總目為東林。
東林黨代表中等階級的政治要求，閹黨代表最腐朽的君主專製的權力。新的生產力和舊的生產關係發生了激烈的衝突的時候，落後的東西不會自動地消失，反作最後的掙紮。這場鬥爭因為東林黨的組閣演化為政治迫害，“一切書院盡行拆毀，變價入官”，閹黨炮製了《東林朋黨錄》等誣衊東林黨的文字。東林黨與歷朝朋黨不同的是東林黨取得了廣大民眾的支持與同情，尤其是市民階層。“他已經不完全是一個封建性的政治集團，而是江南中小地主與城市反封建的中等階層的聯盟”。（26）因此東林六君子獄引發“士民”的反抗運動不足為奇。如楊漣被逮，“都市士民數萬，擁道攀號，爭欲碎官旌而奪公”。（27）再如周順昌就逮，“士民夾道”而抗議，“郡中士民送者數萬”，“百姓執香伏地，呼號之聲如奔雷瀉川”。甚至有暴力抗法的，黃遵素被逮後，錦衣衛“淩鑠市民，一人偏袒呼曰：‘是何得縱。’一招而擊者雲集，遂沉其舟，焚其衣冠，所得輜重悉投之河。”這些抗議運動正發生在手工業發達的蘇常一帶，也正是市民階層最集中的地區。明張溥所撰《五人墓碑記》可以略見梗概：“五人者，蓋當蓼洲周公之被逮，激於義憤而死焉者也。”(蓼洲周公即周順昌，字昌文，號蓼洲，萬歷進士，歷任推官、吏部主事，後被閹黨下詔獄。)“予猶記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之行為士先者，為之聲義，斂貲財以送其行，哭聲震動天地。”（28）(吾社即復社，張溥等人於崇禎年間合併江南若幹文社組成的社團，以繼承東林黨為號召故稱復社)。朝野之間，鮮明的政治分野，說明地方上新的經濟因素的增長與中央政治體製不相適應。黃仁宇在《放寬歷史的視界》一書談到“中國的中央體製，是以落後地區為標準的”。（29）明朝統治中國，凡二百七十六年，跨十四至十七世紀，此為西歐諸國近代社會形成及資本主義發展之際。中國政府則在此時期鞏固其中央集權，因中央集權之結果，政府之經濟政策不能以經濟高度發展地區之情形為基礎，而係以經濟低度發展地區之情形為基礎。東林黨自由講學、自由結社不僅評議時政，還直接參與政治革新。作為鬆散而有政治傾向的政治勢力，具有類似近代政黨的作用機製，是市民階層興起後在中國社會中的深刻印記。
市民階層興起後不僅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對社會風俗和文化取向上發生著潛移默化的作用。過去遭受鄙視的商人的地位空前提高，逐末營利成為風氣，商人奢侈的生活方式吸引著新興的市民階層，∴
最後，市民階層興起促使俗文學的發展。大夫文人長期盤桓於都會市廛，混雜於市井眾生之間。久之耳聞目染下，他們的生活方式、人生態度、價值觀念、審美情趣，漸漸與市民階層有更大的接近。這一時期俗文學的創作達到了高峰，說明了知識分子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向市民階層，了解市井百姓的生活狀況，生活情趣，熟悉大眾的語言，甚至商業行情。他們創作的文學主要成就在小說方麵，如這一時期的《三言》、《二拍》等都極力展現了市井的風情，繁盛的城鎮景觀，商賈們走南闖北的貿易活動。當時社會的生產情況逼真地形諸筆墨，構成一幅晚明的社會世情畫像。小說往往借宋之名，寫明之實，直斥時事，一一展現出來的各色人物集中反映晚明之際，封建傳統農業經濟